第七章

我坦白，指挥官，即便您对少校的死无动于衷，他的死可是让我寝食不安。相对而言，他是无辜的，这种相对无辜，在这个世上，是你我所能期盼的最好东西了。在西贡，我大凡有苦恼忧虑，每周上教堂与敏见面时可向他倾诉。但在美国，我孤身一人，做什么、信什么须独自决断。杀酒仙少校的事，敏如果在身边，我知道他会说什么，可就想听他亲口说一遍。正如以前，有一次我将拍有突击营实施直升机空运袭击计划的胶卷交给他，问道：“这么做恐怕会导致无辜的人丧命，是吧？”“当然会死人。”我俩跪在教堂长条座椅旁。他合着双手，挡住嘴，答道。“但他们不无辜。我们不无辜，我的朋友。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永远不可能无辜。我们知道太多，做了太多。”

教堂闷热潮湿，他的话却让我不寒而栗。周围，媪妪唪诵祷词：“自今至永远，及于万世，阿门。”与一些人的认知正相反，革命思想即使在热带国家，也没有热度，令人感觉冰冷，是人造的。鉴于此，有时革命者需要自然的热度，则没什么大惊小怪了。因此，酒仙少校死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婚礼请柬，兴致自然很高。索菲亚·莫利出于好奇，与我一道出席了婚礼。我得看请柬才知道新婚夫妇姓甚名谁，然后送他们几句祝福。新娘父亲，前南越海军陆战队上校，一位传奇人物，在顺化战役(1)中、在无美军支援情况下，指挥一个营击退了越共一个师的进攻。新郎父亲是美国银行西贡分行副行长，副行长带家人坐美国银行包机逃离西贡，免遭在难民营要受的胯下之辱。他不经意间彰显与众不同的气质风度。最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上唇正中克拉克·盖博式的髭须。将自己想象成风流倜傥花花公子的南越男人喜欢蓄这种髭须。他邀请我参加其公子婚礼，因为在西贡时，我作为将军副官，与他打过几次交道。在他心目中，我究竟什么地位，可由我的座位与婚礼台之间的距离——可是很远的距离——看得出来。我们被安排在靠近卫生间的一张桌子，中间隔了几桌小孩与一个乐队，他们减弱了卫生间飘出的消毒水气味。和我俩同桌的有三个前南越低级军官，两个在美国银行两家支行找到了屈尊工作的前银行中层管理人员，一个看上去像近亲的姻亲，以及他们的太太。日子艰难时，以我的身份，不会得到坐在这里的机会。但时至今日，南越人流亡美国已逾一年，其中一些人日子已有了起色。婚礼举办地是一家中餐馆，位于威斯敏斯特。克拉克·盖博式髭须先生与家人住在这郊外的一幢牧场风格房子里。相比于其西贡别墅，住房差了不少，但相比于当晚几乎所有婚礼宾客的住房，不知高出多少档次。威斯敏斯特是桑尼的地盘。我看见了他。他的座位，比我的，距代表权力中心地位的婚礼台近了许多：“克拉克·盖博”希望桑尼给他作正面报道。

餐厅内，诸声鼎沸、忙碌非凡，华人侍者一身扎紧的红色马甲，疾步穿行于摆放如迷宫似的婚宴台桌间。宽敞的餐厅总飘有缕缕淡淡忧伤。新娘父亲坐的位子空着，相当扎眼。西贡被攻陷的最后一天，他率一个营在西贡西边抵挡越共，最终他和他打剩的兵被俘。婚宴开始，将军致辞，大加赞扬被俘的上校。言语感人，催人泪下，在场的老兵频频举杯。他们遥敬新娘的英雄父亲，虚张声势地慷慨激昂，没有他那种英雄之举，这样多少可掩饰羞窘。矛盾复杂的心理如流沙，如果不想被它窒息，只须装笑喝酒即可。哀哀戚戚的酒仙少校就如是说。他的头，像被砍了下来，此刻成了我们餐桌中央的饰物。于是，我笑，大口喝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嗜娱乐的同胞有各种风俗习惯、发式装扮，莫利女士未曾见过。我边为她细细讲解，边用香槟干邑人头马与苏打水为她调制供奉女神的酒水。乐队伴奏音乐很响，我得喊着说话，莫利女士才听得清。乐队前面的歌手是个矮小精瘦家伙，衣服缀有小块闪光薄片，惹眼的摇滚歌星式的卷发，像路易十四的假发，就差没扑粉，演出鞋金光闪亮；演唱时，把玩麦克风，暧昧地将它圆圆顶部贴近双唇。与我同桌的银行职员、军人，肯定是异性恋，但也绝对爱死了这个歌手。他每每晃着给绸质裤绷得紧得不能再紧的胯部，摆出淫荡挑逗姿势，他们便大声喝彩。接下来，他邀真正的男子汉上台，与他共舞。第一个迅疾响应的竟是将军。将军笑得很开心，和歌手跟着歌曲《黑就是黑》轻快地摇摆，这首歌曾流行于乌烟瘴气醉生梦死的西贡。观众不停喝彩、鼓掌，歌手，梅·韦斯特似的向将军眨眼。将军骨子里喜欢这样，有群男女围拱他、欣赏他、顺从他、不惹他不快。可怜酒仙少校，处死后——不，使其不成危害后——给将军注入了充沛活力，充沛到让他在少校葬礼上贡献了一篇精彩挽词。他盛赞少校，说他温和沉静，自我牺牲，谦逊克己，无怨无悔为国尽忠、为家尽责；少校竟丧命于抢劫横祸，令人痛心；少校人生以悲剧形式过早收场，令人唏嘘。我用柯达相机拍下了葬礼全过程，将照片寄给了巴黎姑妈。葬礼上，桑尼坐在前排悼念者中间，为登报讣告准备素材，不停记录着什么。葬礼后，将军塞给少校遗孀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钱来自克劳德提供的行动经费——俯身看了看在摇篮车里睡着的双胞胎，斯皮尼奇和布罗卡里。至于我，当时只能轻声细语说几句套话，抚慰少校遗孀。黑纱掩不住她如瀑的泪水。“怎么样？”我回到家，邦问我。“你认为会怎么样？”我边诘问，边打开冰箱。冰箱架上永远摆满啤酒。我的良心最受煎熬，其次则是我的肝脏。

婚礼更加剧这种煎熬，因为我目睹新娘新郎如此开心如此清纯。他们婚姻的结局可能是隔阂、不忠、苦难及至离婚，但是，也可能是情笃意深、忠诚不渝、儿女绕膝至于幸福美满呀。我确实没有结婚的欲望，但婚礼会让我想到自己无可奈何被剥夺的东西。每次参加婚礼，假若我开始像烂片中刚出场的硬汉，一边大笑，一边时不时冒出几句玩世不恭的话，那么结束后，我则是一杯冲兑的寡淡鸡尾酒，三分之一开心，三分之一伤感，三分之一悲苦。切婚礼蛋糕仪式后，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领着莫利女士进到舞池。台上，两个女歌手轮流到麦克风前，和我们想必是同性恋的男歌手合唱。我和莫利女士离台不远。正是这刻，我认出了其中一个女歌手，将军的大女儿。南越崩坍时，她还是学生，在湾区(2)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上中学时，以及去美国上学后，她会回别墅度暑假，完全学生模样，现在变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那时，她的名字是“兰”，不是现在的“拉娜”；衣着也极其朴素，是女生常穿的白色奥黛。奥黛将少女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袖口以下、脖领以上肌肤，但凹凸曲线分明毕现。因此，曾几何时，许多西方作家为此生出各种近于鸡奸犯的性幻想，好用穿奥黛少女隐喻越南：既轻挑又内敛，故作羞答让人着迷，既给人以无尽暗示联想，又什么都没曝露而让观者一无所获，是似是而非的刺激诱惑，是以摄魂勾魄的下流方式表现的端庄贤淑。几乎所有男性游记作家，几乎所有男性记者，几乎所有不经意观察过越南生活的男人，见穿风拂动的白色奥黛、骑单车上学回家的女生，均会禁不住描写她们。在每个西方男人眼里，她们像蝴蝶，他们做梦都想捕捉这样的蝴蝶，给自己的标本集子里再钉上一个另样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