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森·代达罗斯（第2/9页）

唉，我是多么容易满足我的父母呀！只有傻子或者不肖之子来做他们的儿子才能使他们不感到骄傲。而我都不是。我孝顺、周到，自己能够远走高飞，已经感到十分高兴，因此对于当初得到的帮助是不会忘恩负义的。尽管在青春期发生过火气旺盛的争吵——周末深夜不归，皮鞋的流行式样，高中时代常去的不卫生的地方，他们总说我喜欢顶嘴而我总是不断否认——我们经过五十场典型的家庭争吵以后，家庭关系仍旧十分紧密，仍旧为同样的强烈感情所维系。我常常把门砰地关上，几次宣布决裂，但是我仍像个赤子似的爱他们。不论我是否完全知道这种需要有多深，我确实十分需要他们爱我，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爱是取之不竭的。我无法——还是不愿？——认为有别的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为什么竟天真到这样的程度，以为从我们家史中取材的故事，必然也会得到照例的鼓励，殊不知我的模范父亲竟认为，这是对我家庭的名誉和信任的最可耻的和最不光彩的侵犯。

我的故事开头的事实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姨姥姥米玛·莎亚为两个年幼丧父的外孙的教育，留下了她在纽瓦克为上等社会做女裁缝时省吃俭用所积攒下来的一笔钱。这两个双生子的守寡的母亲爱西想要动用这笔信托金，在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再上医学院深造，她的弟弟悉尼却上法院打官司不许她动用，因为米玛·莎亚的遗产在完成了这两个孩子的高等教育以后所余部分要归他继承。悉尼等理查德和罗伯特从罗格斯大学毕业已等了四年——据家里人说，大部分时间是在弹子房和酒吧间里等的——以便可以用他所继承的那部分遗产在城里买一个停车场。悉尼大声——这是他的作风——宣称，他不想为了再增加两个高级大夫在南奥兰治开着高级轿车来来去去而推迟自己过舒服的生活了。家里的人凡是憎厌悉尼玩女人和他的一些形迹可疑的朋友的，马上联合起来声援这两个孩子和他们高尚的抱负，悉尼只剩下由他的受到虐待的胆小怕事的妻子珍妮和他神秘的波兰相好安妮组成的一支杂牌军，安妮的华丽花哨的打扮令人侧目，在亲友的红白喜事上常常引起很多的议论，不过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在这支杂牌军中还有我，尽管对他没有什么用处。我对悉尼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事，要追溯到他当海军的时代，那时他在堪萨斯号战舰回国途中赢了四千元钱，据说还把一个输了钱要耍脾气的密西西比人扔进了南太平洋去喂了鲨鱼，因为他在通宵牌局收场的时候竟骂赢钱的是个肮脏的犹太人。这场官司的结果取决于米玛·莎亚在遗嘱中所说的堂而皇之的话“高等教育”的高等涵义高到什么程度，最后法官——一个外教人——判决悉尼胜诉，不过没有几年，他用所得遗产买的雷蒙德大街上的停车场成了一块热门地皮，结果被黑帮中人从他手中收为公有弄走了。他们只把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给悉尼作为酬劳。不久之后，在另外一个不属我们的教派的浓妆艳抹的女人床上，他的心脏像气球一样破裂了。而我的表兄弟理查德和罗伯特，却在他们的意志坚强的母亲张罗下读完了医学院。爱西打官司败诉后，就辞去了城里一家百货公司的工作，以后十年中就跑外码头推销瓦片和墙板。她的意志这么坚强，到她最后为她两个儿子在北泽西的郊区租了门诊所，买了地毯和窗帘的时候，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工人阶级住宅区不是由她用柏油抹顶的。在双生子当实习生时期，有一个炎热的下午，爱西在外兜揽生意的时候，决定在帕塞伊克一家有冷气设备的电影院休息一小时。在她日日夜夜在外奔波找买卖谈交易的长年累月的日子里，据说这是她第一次停下来做一件除了吃饭或打电话给儿子以外的事。但是现在他们成为矫形和皮肤病住院大夫只不过是转眼就要实现的事了，想到他们的前途，再加上八月的炎热，她感到有些头晕了。但是，在黑黝黝的电影院里，爱西还没有坐停揩一揩额上的汗珠，就有一个家伙从隔壁的座位上伸出一只手来搁在她的膝盖上。他一定是个十分寂寞的家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肥胖的膝盖；但是，她还是打伤了他的手，在手腕的部位，用的是她长年以来放在她的皮包里保护自己和两个无父孤儿的前途的铁锤。我的小说题为“高等教育”，结局就是爱西拿起了锤子。

“你可一点也不漏，是不是？”

我的父亲在我去向他告辞上夸赛过冬的那个星期天，就是这样开始他的批评的。那一天我同一个最喜欢的姑姑和姑父以及另外一对没有子女的邻居夫妇——我从摇篮时代起也叫他们“姑姑”和“姑父”——一起吃了我们家传统的星期日早午饭。在我这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中，一年五十二个星期天，我的父亲总是到马路拐角去买熏青鱼和还温热的小面包，我的弟弟和我铺饭桌，挤橘汁，我的母亲在自己的家里要失业三小时。“像个王后。”她这么描写她插不上手的困境。然后，在我父母读了纽瓦克的星期天报纸和听了无线电上的“永恒之光”——每周半小时的戏剧节目，内容都取材于犹太人历史上的大事后，他们好不容易把我们两个孩子都拉在一起，四个人乘车出去走亲戚。我的父亲长期以来就在同一个主意很多的哥哥争夺一族之长的空缺，一般在半路上总要下来，对一个在他看来似乎有此需要的人，讲一番做人的道理，然后我们就乘车回家了。总是在黄昏的时候，一家人还没有在厨房桌子边坐下来做星期天晚上必须做的例行公事——一起吃买来的现成熟食做的晚餐，用苏打水灌下肚去，一起等待杰克·本尼、罗切斯特和菲尔·哈里斯(2)从天而降的探望——“爷儿们”，我的母亲这么叫我们，就一起到附近公园去做轻快的散步。“嗨，大夫——你好吗？”我们一路上遇到的邻居总是向我的受人欢迎、喜欢饶舌的父亲打招呼，虽然他自己似乎从来不在乎，但是他的有阶级意识的小儿子有一阵子常常想，要是没有名额分配的限制，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医生，他们就会叫他“祖克曼医生”了。“大夫”是他们叫那种做牛奶冰淇淋和卖咳嗽糖的药剂师的。

“内森，”我父亲开始说，“你真的一点也不漏，你说是不是？”

我这时已有点不耐烦做孝顺的儿子了，急于想要去纽约收拾行装到夸赛去。我的探访原本只想留下吃早午饭，如今已拖了一整天，而且使我奇怪的是，不断有许多亲戚和家里的老朋友来来往往，他们表面上似乎只是为了来看看我才来串门的。聊天，忆旧，讲方言笑话，吃太多的水果，我一直等到他们开始告辞，然后在父亲的要求下又留下来听他讲对我小说的意见。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要同我单独谈话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