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第3/12页)

厨房里,纽莎正蹲在炉灶前,把野鸭放在一张报纸上褪毛。她是个腼腆、胆小的姑娘。看见日瓦戈提着网篮进来,涨得满脸通红,赶紧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掸掉围裙上的鸭毛。她向日瓦戈问了声好,就上去帮忙。日瓦戈回声“谢谢”,说他自己能提。

他刚跨进旧贮藏室,就听见隔壁第二间或第三间屋里妻子在唤他:

“尤拉,你可以进来了!”

他就向萨沙那间屋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是过去他和冬尼娅做功课的房间。小床上坐着个孩子,远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但却酷似尤拉的母亲,已故的玛丽娅·日瓦戈,几乎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比她死后留下的任何画像都更逼真。

“这是爸爸,这是你的爸爸,给爸爸做个小勾儿看看,”冬尼娅不停地说着,一边放下小床的床栏,可以让日瓦戈搂他,把他抱起来。

日瓦戈走到萨沙近前。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人,大概吓着了萨沙,萨沙不喜欢他。当日瓦戈弯下身去时,萨沙倏地站起来,抓住了妈妈的衣襟,气鼓鼓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大胆的举动把萨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赶忙投进母亲怀里,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真是的,真是的,”冬尼娅埋怨着他,“萨沙,你怎么能这样。爸爸会以为萨沙不好,萨沙是个坏孩子。你亲亲爸爸,让他看看,你亲得多好。别哭,哭什么,不要紧,小傻瓜。”

“随他去吧,冬尼娅,”日瓦戈说,“别难为他,你也不必懊恼。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都是胡扯。其实是很自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跟我熟了,拉都拉不开呢。”

可他自己走出房间时,心头也沉甸甸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几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看来,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现在实现了。

他的那些朋友们,不知怎么都变得平庸浅薄了。他们失落了自己的世界,也失落了自己的聪慧。在日瓦戈的记忆里,他们个性要鲜明得多。看来,过去他对他们估计过高。

过去,旧的社会秩序允许有闲阶级任情地想入非非,拿衣食无着的人作话题标新立异。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高谈阔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那种条件下,多么容易把这些当成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个性。

可下层民众刚一站立起来,上层阶级的特权一旦被废除,他们转跟之间就失去了光彩,毫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未有过独立的思想!

现在日瓦戈感到亲近的,只是不尚辞藻、不唱高调的人,是妻子、岳父、三两个同事、普通的朴实的职员和工人。

享用野鸭和酒精的晚宴,按计划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宾客见过了面,所以宴会上他们不是头一次重逢。

在那饥荒年月,一只肥鸭对客人来说是稀世佳肴,可就着鸭肉吃的面包太少,使这顿美餐大为减色,甚至使人感到气恼。

戈尔东是把酒精装在毛玻璃塞的药瓶里带来的。在黑市上酒精属于最抢手的交换物。冬尼娅手里总是拿着那药瓶,需要喝时便倒出来一些掺上水,有时兑浓了,有时兑稀了,全凭她的感觉。喝后才发现,饮用浓度不同的酒,比喝同一浓度的烈酒更容易醉人。这也叫人气恼。

最使人不快的是,他们的晚宴与当时的条件太悬殊。简直难以想象这条小巷里还有谁家此时能如此大吃大喝。窗外是静悄悄、黑漆漆、忍饥挨饿的莫斯科。店铺里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白酒,人们连滋味都忘记了。

看来,只有当你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相仿佛,能淹没在生活的大海中时,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所以,当这鸭子和酒精在莫斯科成了唯一佳肴时,它们便不再是酒,也不再是鸭子了。这不由得令人黯然。

宾客也给日瓦戈留下了不快的印象。当年的戈尔东爱苦思冥想,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叫人觉得可爱。他曾是日瓦戈的挚友,中学里大家都喜欢他。

现在他来了个自我否定,对自己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当的修正。他极力装得乐观豁达,追求机智俏皮,并且嘴上总挂着“有意思”、“多有趣”之类的话。这些不是他惯用的语言,因为戈尔东从来不认为生活是一种娱乐。

杜多罗夫到来之前,戈尔东谈起了杜多罗夫的婚事,他认为这故事十分可笑。这事在同事之间广为传播,日瓦戈还一无所知。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已有一年光景,后来又与妻子离了婚。这桩趣闻最精彩却不可信的部分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被错征入了伍。他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不断申诉。在军队里,由于他漫不经心,在街上不给长官敬礼,常常被罚去值勤。后来他复员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看见军官立即举手敬礼。他看花了眼,总觉得满眼都是军官的肩章。

这个阶段里他干什么都丢三落四,大大小小的错事不断。一天他在伏尔加河的码头上认识了两个姑娘,是姐妹俩。他们在等同一条轮船。由于他老有幻觉,仿佛左右都是军人,又由于有到处乱敬礼的积习,他变得神不守舍,还没看清姑娘,就爱上了那个妹妹,急急忙忙向她求婚。“多有趣,是不是?”戈尔东问道。但他不得不匆促收场。门外响起了故事主角的声音。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前他是个懒散、任性的公子哥儿,现在却成了一个严肃的学者。

中学时代,他因为参与政治犯的越狱计划,被学校开除。有一段时间他先后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学校里呆过一阵子,最后却学了古典人文科学。杜多罗夫在战争期间大学毕业,比他的同学晚一些。现在留在大学里担任两个教研室的课程:俄国史和世界通史。在俄国历史方面,他写了伊万雷帝时期土地政策的论文;在世界通史方面,他对圣茹斯特也颇有研究。

如今他总是侃侃而谈,声音低哑,仿佛正患感冒,双眼若有所思地平视着前方的某一点,仿佛在给学生讲课。

晚宴结束前,施莱辛格也插进来争论攻击;本来就已激动万分的主人与宾客,这时更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日瓦戈对杜多罗夫从小学时代就一直客套地用“您”。现在杜多罗夫又用您问了他几次:

“您看没看《战争与和平》和《椎形长笛》?”

日瓦戈早就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大家争论热烈,杜多罗夫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