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旅途（第4/13页）

他们初来时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七拼八凑抓来的。上了路他们才慢慢熟悉。在路上他们从相互的交谈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商店学徒瓦夏是同乡，都是维亚特卡人，再过一会儿，这趟火车就要路过那里。

普里图利耶夫是马尔梅日市人，个子不高，平头，一脸麻子，模样丑陋不堪。灰上衣紧绷在身上，腋下汗湿得黑乎乎的，像女人的长裙背心裹着丰满的胸部。他少言寡语活似一座石雕，常常几个小时坐着沉思，不停抠着雀斑手上的肉疣，直到抠出血才罢。肉疣已开始化脓。

去年秋天，他从涅瓦大街走到铸造大街路口时，正好遇上街头搜捕。要他出示证件。他持有的是非劳动者四类粮卡。拿这张卡他什么东西也没领到过。可这次就因为这张粮卡，他被拘捕了，和以同样理由从街上抓去的许多人一起送到了军营。他们这一批人，原来说是要派去沃洛格达，途中又折回来经过莫斯科开去东部战线。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挖战壕的那批劳工，开始也是这么被送去战场的。

普里图利耶夫的妻子在卢加，战前在去彼得堡之前，他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他被抓的消息后，立即赶到沃洛格达去找他，想把他从劳动营里弄出来。但是这支劳动队正好和她走岔了方向，她白忙了一场。以后更没法找到他了。

普里图利耶夫在彼得堡与佩拉盖娅·尼洛夫娜·季娅古诺娃同居。当巡逻队在涅瓦大街路口截住他时，正好他刚和她分手，准备到另一条街上去办事，他还远远望见她的背影在铸造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逐渐消失。

这位季娅古诺娃体态丰盈，很有风度，一双手很漂亮，还梳着一条大辫子。她不时深深叹着气，把辫子时而从左肩、时而从右肩甩到胸前。她是自愿来车上陪送普里图利耶夫的。

真奇怪，这个泥塑木雕似的普里图利耶夫究竟有什么值得女人动情的呢？就在这趟列车靠前些的一节车厢里，还有普里图利耶夫的另一个相好，不知她是怎么上的车。她叫奥格雷兹科娃，是个纤瘦的浅发姑娘。季娅古诺娃骂她是“臭鼻孔”和“骚货”，还有别的更难听的叫法。

这两个冤家对头一触即发，所以相互尽量躲着不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上这边的车厢来。真叫人猜不透，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去会她的心上人？也许，当全体乘客下车给机车搬煤和劈柴的时候，她从远处望望他，这样便心满意足了吧。

十一

瓦夏的来历又和他们不同。他父亲在战场上被打死。母亲让瓦夏从乡下去彼得堡舅舅那里学手艺。

瓦夏的舅舅在阿普拉克辛市场开小五金铺。冬天他被叫到苏维埃去问话，走错了门，进了隔壁的单位，这正巧是劳工委员会接收站。屋里满处是人。等传唤的人数够了，红军战士就把他们围起来，押解去谢苗诺夫军营过夜，第二天早上又押到车站去了沃洛格达。

大批居民被捕的消息在城里不胫而走。第二天，许多家属都跑到车站来与亲人告别。瓦夏和他的舅妈也来找舅舅。

在车站上，舅舅求卫兵放他到栏杆外去会会妻子——这个卫兵就是现在十四节车厢押送劳工的沃罗纽克。沃罗纽克想，谁能担保他一定回来呢，就不让他走。舅舅和舅妈就把侄儿作抵押。沃罗纽克放了他舅舅，把瓦夏圈进了围栏。可舅舅和舅妈再也没有回来。

原来这是场骗局，受骗上当的瓦夏放声大哭。他跪在沃罗纽克脚下，吻他的手，哀求放他走，但毫无用处。押解兵说什么也不放，倒并不是他心肠硬，因为当时时局动乱，军纪十分严厉，押解兵要确保押送人数与花名册上人数相等，不然自己要掉脑袋。这样瓦夏就进了劳工队。

合作主义分子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不论在沙皇政府或现在政府的监狱里，看守们都挺敬重他，犯人们与他相处得很不错。他认为瓦夏的事，实在情理难容，几次三番去劝说押送队队长。队长也认为这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但是放他走的手续太麻烦，半道上没法解决，只能到目的地后再说。

瓦夏五官端正，眉目俊秀，就像画里的宫廷侍卫和上帝的安琪儿，纯洁无瑕，天真可爱。常喜欢席地坐在大人的身旁，双手抱膝，仰头叫他们说话或讲故事。你从他脸部表情的变化：时而热泪盈眶，时而笑得前仰后合，就可以猜到他们在讲什么。谈话的内容在这敏感的孩子脸上反映得就像镜子一般清楚。

十二

日瓦戈家的铺席里来了个客人——合作主义分子科斯托耶德，他吃着兔肉，啧啧有声地嘬着兔子前腿。他怕吹了穿堂风着凉，想找个没风的地方，他说：“风真大，是从哪儿钻进来的？”最后，他找了个风吹不着的地方坐下来，说：“现在好了。”他啃完前腿，舔了舔手指头，然后用手帕擦了擦手，谢过主人又说道：

“你们这里的风是从窗子钻进来的，一定要把它糊住。好了，现在咱们再来讨论问题吧。医生，您说得不对，油炸兔肉确实是上好的食物。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农村日子好过，这至少应该说是欠考虑，请原谅，这种匆忙的结论是危险的。”

“啊，先等一等，”日瓦戈不同意他的说法，“请看看这里的车站。树木没遭砍伐，栅栏也完好无损，还有这里的集市！这些农妇！您想想，这是多大的幸福！有的地方还生机勃勃！还有人春风满面，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呻吟。就凭这一点，一切都可以原谅了。”

“真要这样就好了。然而，这只是假象。您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您离开铁路线往外走上一百里，就会看到处处都是农民起义。您一定会问，起义反对谁？既反对白军，也反对红军——反对任何执政者。您会说，啊哈，农民向来敌视任何政权，其实农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请原谅，您先别得意。农民对这一点比我们清楚得多，但是他需要的东西和我们截然不同。

“革命使农民从沉睡中苏醒，他满以为世世代代的宿愿即将实现：不再依靠任何人，以自己的劳动过自由自在的庄园式的生活，独立自主，对任何人都不负有义务。然而，他们从旧政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落入了新的革命极权政权更沉重的压迫下。现在农村惶惶不安，也无法安宁。可您却说农村日子好过。老兄，您一无所知，据我看，您也并不想了解。”

“您说的对，我确实不想了解。您说得不错。啊，得了吧！我何苦要了解这么多，又何苦为此争论呢？时代无视我的意见，并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我。我当然也可以置现实于不顾。您说，我说的情况与现实不符。然而，现在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现实呢？我认为现实被人们吓破了胆，躲了起来。我愿意相信农村在革命中取得胜利，繁荣昌盛，如果连这一点都错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何处寄托我的精神，又听信谁的话呢？可我需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