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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梅利莎上纽约购物。她和邻居格特伍德·本德一起站在月台上，等候上午中间的一班火车。当火车在弯道停下来时，站台伙计从一辆车里推出一个搬运棺材的黄色木箱子。生活中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让梅利莎原本快乐的情绪变得沮丧起来。“一定是格特伍德·洛克哈特，”她的朋友轻声地说，“他们要把她送回印第安纳去。”

“我不知道她死了。”梅利莎说。

“她在车库里上吊死了。”她的朋友仍然轻声轻气地说。然后她们上了车。

说在普罗克西米尔庄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并不真实的，事实是在这社区中，变故总是沿着一条如此奇怪的曲线发生，真是不可思议。梅利莎之所以不知道格特伍德·洛克哈特的死亡事件并不是因为她小心谨慎，而是因为这种事在还没有细细琢磨之前就被淡忘了。她一直在揣度她那广为人知的放荡名声，一个绝无仅有的迷人女人，羸弱，敏捷，有一点儿神经质。她的皮肤异常白皙。但这并不是一种美、一种撩拨人心的苍白。她只是碰巧拥有了雪白的肌肤而已。她的头发是淡褐色的，但已失去了光泽。一对眼睛明亮，细小，黑色，长得特别靠近。耳朵太大了，这使她看起来显得非常轻佻。在她上的第四、第五个寄宿学校，她以“放荡格特”的绰号而闻名。她嫁给了彼特·洛克哈特，婚姻很幸福，养育着三个小孩。她并不是因为那种绵亘的欲望而毁灭的，而是在一个异乎寻常的寒冷冬天，从她家引向化粪池的地下通道冻结了。厕所的秽物倒流进浴盆和水槽里。脏水无法冲走。她丈夫出去干活了。孩子们上校车走了。八点半钟，她发现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而这个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停止运作。她的家并不奢华，看上去却相当优雅，它所提供的舒适似乎远比让她在木桶里解手要好得多。在九点钟，她喝了一杯威士忌，开始给帕塞尼亚村管道工打电话。一共有七名管道工，都很忙。她不断地申述她这儿的活儿太紧迫了。一个公司出于一种特别的善意动用了一位业已退休的管道工。不久，一个老人开着一辆老掉牙的车来到她的家门。他阴郁地瞧了一眼灌满秽物的浴盆和水槽，告诉她他是一名管道工，不是挖泄水沟的，她必须找一个人来挖条泄水沟，然后，他才能来修下水管道。她又喝了一杯酒，涂上口红，开车前往帕塞尼亚村。

她先来到州雇用办公室，十八到二十个男子正在那儿找工作，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开挖一条沟。作为她生活和时间中的一个事实，她看出自尊的标准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去挖一个洞了。她前往卖烈酒的店买了些威士忌，对店员讲了她的问题。他说，他能找到个人帮忙。他打了电话。“我给你找到人了，”他说，“他并不像他说话时那么坏。给他一小时两美元，再让他喝这些威士忌就足够了。他的老丈人几星期之前将他赶出了屋，他正在流浪呢，但他是一个挺好的人。”她回到家，又喝了一杯酒。过了不久，门铃响了。她指望见到一个颤巍巍的老头儿，却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穿着紧身牛仔裤，一件深色的套头衫，站在门阶上，双手塞在屁股兜里，胸口怪异地向前挺着，仿佛那是一种骄傲、友情和调笑的姿势。他的肤色很黑，嘴角处深深的皱纹，就像靴子上的接缝，眼睛是深褐色的。他挂着的那一丝笑容纯粹是在勾引人。他只会这种笑容，但她不知道这一点。他会调情般地向铲子微笑，调情般地向威士忌酒杯微笑，调情般地向他挖的洞微笑。该回家的时候，他会向他车里的点火开关微笑。她请他喝一些威士忌，但是他说等一会儿。她带他去看工具放在哪儿，他便挖了起来。

他干了两个小时，打开并清理了冻结的下水道。她自己可以清理浴盆和水槽。当他将工具放了回去，她请他进屋喝杯威士忌。那时，她自己已经醉醺醺的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水杯的威士忌，一仰脖就喝完了。“我真正需要的，”他说，“是洗个澡。我住在一个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里。你必须轮着洗澡。”她说他可以在这儿洗个澡，心中很明白将可能发生什么。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她带引他上楼，打开浴室的门。“我要把这些玩意儿全脱光。”他说道，一下子就卸掉套头衫和牛仔裤。

孩子们回家的时候，他们还在床上。她打开门，甜蜜地对着楼下说：“妈妈在休息。冰箱顶上有饼干。出去玩之前，别忘了吃维生素片。”当孩子们出外去玩的时候，她给了他十美元，跟他吻别，从后门将他送了出去。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老管道工修好了下水管道，周末，彼特将地沟填满了土。天气仍然凛冽非凡。一星期或者十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她被她丈夫激情的喘息声弄醒了。“没时间了，亲爱的。”她说。她披上一条披肩，下楼，试图打开一包火腿肉。这包装是为了保持火腿肉的烟熏风味而设计的，但她怎么也打不开。她的一个手指甲为此而折断了。那火腿肉的包装犹如她生活中永恒的透明状态一样，在她自己和她所应该得到的东西之间横亘着一层隐形的屏障。当她在使劲打开火腿包装时，彼特继续来进行他的攻击。他把她逼退到煤气炉前。当他快要成功得手时，他们听见孩子们在大厅轰隆隆从楼梯上下楼的脚步声。彼特带着混杂的、激情未酬的心情去搭乘通勤火车了。她给孩子们准备了早餐，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冬日早晨，她看着一家人如此不同寻常地密集地聚在厨房餐桌旁吃早餐。当孩子们离去搭乘校车时，她打开温度自动调节器的开关。从锅炉房传来一声闷闷的声响。从地窖门飘起一缕恶臭的烟雾。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让神经镇静下来，去打开门。房间里充满了烟雾，但没有火苗。她给他们雇用的汽油燃烧器修理工打电话。“哦，查理不在，”他妻子快乐地说道，“他跟他的保龄球队到尤蒂卡去了。他们打进半决赛了。十天之内他不会回来。”她给电话簿中每一个汽油燃烧器修理工打电话，但是没有一个是有空的。“但是必须来一个人帮我一下忙，”她对一个回应她电话的女人说，“外面的气温是零度，家里没有一点儿热气。什么东西都要冻结起来的。”“哦，对不起，但是在星期四之前没有一个男工会有空，”这陌生人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台电热器呢？你能用这玩意儿使你室内的气温升高。”她又喝了点威士忌，涂上口红，开车到帕塞尼亚村五金店买了一台大电热器。她将它跟厨房的电源接口接上，打开开关。屋子里所有的灯一下子都灭了。她又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开始哭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