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第2/11页）

现在我面前就有一份这文件的抄本，我不时浏览，好像它是别人写的。因为我记载的一些事件已经过于久远，撰述之际，我偶尔不得不参考各家著作。人老迈到必须倚仗他人著作来探究自己生平的地步，这也是非同寻常的。

我查阅的书籍里，有你初来罗马时写下的我的《生平》，也有我们的朋友李维所著的《建城以来史》当中讲述我早年活动的部分，以及我自己的《自传札记》——如此多年后，读来也像是出自他人之手。

如果你原谅我的冒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我想说所有这些著作，如今在我看来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是谎话。相信你不会在字面上较真，当成这是对你本人作品的评论；你想必懂我的意思。它们全都没有不实之词，弄错的地方也寥寥无几，但它们是谎话。近年你在遥远宁静的大马士革研究与思考，不知是否也领悟到这一点。

因为如今在我看来，我读到这些书，写出我的词句，我读的写的仿佛是一个挂名是我，却很难让我了解的人。哪怕现在的我再费力气，也难以看见他了；当我瞥见他一眼，他就像在雾中一样消隐，躲开了我最锐利的审视。我思量，倘若他见了我，会认出自己变成的样子么？所有人都会变成自己的滑稽肖像，他认得出这幅画像么？我不信他认得。

无论如何，亲爱的尼古拉乌斯，撰就这四份文件并且存之于维斯塔贞女神殿，可能是我必须做的最后一项官方举动了。此时此刻，我其实已经放弃了我的权力与我的世界，向着南边的卡普里漂流，并向着我许多朋友已经先我而至的那个地方更缓慢地漂流过去。我终于可以有一个无牵无挂的假期，不会感到尚有事情未办。在至少几天的时间里，不会有传信人赶来报与我知道一场新的危机，或一个新的阴谋；不会有元老极力纠缠，要我支持一部图谋私利的愚蠢法律；不会有讼师在我面前，为了都一样腐败的主顾的案子而求情。我无拘无束，只消顾及这封我在写的书信、轻松托举着我们这条脆弱小船的大海，和意大利的蓝天。

因为我差不多是独自旅行。船上只有几个划桨手，我早已吩咐，除非突然刮起风暴，否则他们不用就位干活；几个仆人在船尾消闲，发出懒散的笑声；我新雇的年轻医者、雅典人菲利普斯在靠近船头的地方，始终关切地察看着我。

我的医者都没有我活得长久；知道自己活不过菲利普斯，我多少觉得安慰。而且我信任这小伙子。他知道的似乎很少；行医的年头不长，还没学会那种一边哄骗病人，一边中饱私囊的厚颜虚伪。他不给我的老年病提供解药，也不让我经受那些许多人乐于花钱买的皮肉之苦。我感到他有点紧张，毕竟他未能免俗，也将面前这个人肃然看作世界之主；但是他不谄媚，而且关心的是我的舒服，不像别人会自以为是地替我操心所谓的健康。

我乏了，亲爱的尼古拉乌斯。年纪的缘故。我的左眼已经几乎没有视力，但如果我合上它，便能看见东边意大利海岸我心爱的柔和轮廓；隔着那么远，我也能分辨某些屋舍的形状，甚至能望见人在陆上移动。闲暇的时光，我会遐想这些淳朴之民过着的神秘莫测的人生。一切生命大概都是神秘莫测的，包括我的生命。

菲利普斯坐立不安，正在警觉地看着我。显然，他认为我在工作而非娱乐，希望我停下来。我会拦住不让他张罗服侍，停顿一会儿，做出休息的样子。

十九岁时，我用私人财产自行组建军队，用它来使派系之争横行的共和国恢复了自由。因此，在盖乌斯·潘萨和奥卢斯·希尔提乌斯任执政官时，元老院通过嘉奖令选我为其成员，同时使我拥有同于执政官的投票权，并授予我指挥军队的权力。元老院命我为代理大法官，与执政官一起“防范国家遭受损害”。同年，由于两位执政官阵亡，人民又选我为执政官和重整国计的三人之一。

我迫使那些刺死我父亲的人流亡域外，依法律程序惩办其罪；之后他们向共和国开战，我两次在战场上将之击败……

这便是我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在信中向你提起的那篇自述的开头，它叙说了我对罗马做过的事情和事务。有一个钟点，我卧在躺椅上假装打盹，好让菲利普斯少费点儿心，其间我再次想起这份自述，想起撰写时的情势。它将被铭刻在铜表上，贴放铜表的廊柱位于我陵墓的入口。廊柱有足够的地方承载六个这样的铜表，每个铜表可排列五十行，每行六十字。因此，我的自传必须限制在一万八千字的篇幅之内。

我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写自己，这些条件也许看似武断，在我看来却全然恰当；因为，正如我的自述得去适应这样一种公共的必要性，我这一生也如此。正如我一生的行动那样，这些词句掩盖的真相至少不少于它们所揭示的分量；真相将会潜藏在铭文底下的什么地方，在铭文环绕的致密石头里。这也同样恰当；因为，我在隐秘中度过了大半的人生。透露心迹于我从来不是上策。

少年不认识自己的无知，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认识，就不会有勇气去养成隐忍的习惯。也许是血肉之躯的某种本能预防了这样的认识，才让男孩可以变成男人，用一生来看见自己生存的荒诞。

十八岁那年春天我在阿波罗尼亚学习，接到尤利乌斯·恺撒的死讯，那时我自然是无知的……我对尤利乌斯·恺撒的忠诚常常被人称道；可是，尼古拉乌斯，我向你发誓，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爱过这个人。他遇刺前一年，我跟随他在西班牙作战；他是我舅公，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至为显赫；他的信赖让我深受荣耀；我也知道他打算收养我，立我为继承人。

尽管时隔近六十年，我还记得我在操练的野地上接到我舅公尤利乌斯死讯的那天下午。当时梅赛纳斯、阿格里帕，还有萨尔维迭努斯都在。我母亲的一个仆人将信件交到我手里，记得看了信，我就像受痛一样叫喊了出来。

但是起初那个瞬间，尼古拉乌斯，我并无感情；那痛苦的叫喊像是从另一个喉咙发出的。然后我全身发冷，离开了朋友们的身边，避免让他们看见我有什么感情，没有什么感情。当我在野地上独自走着，努力唤起心中痛失亲人的恰当感情时，我忽然精神大振，好比一个骑手感到他身下的马匹紧张跳跃，自知能够驾驭这头生气勃勃而精力过剩的、要试探主人的可怜兽类。回到朋友们那里，我知道自己变了，与从前已经判若两人；我知道我的命运，但不能向他们说起。然而他们却是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