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带子

雷纳回来了。艾德醒来时听见他的声音，非常清楚，带着鼻音的不可一世的说话声：“想要点什么，女士。”艾德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看见了卖冰激凌的人，看见他说笑话（政治笑话），一边说，自己却忍不住咯咯笑，他看见雷纳笑的时候，台球从那些腐烂的黑洞里滚出来，一个接一个滚进桶里，或者直接滚到大汤勺上，“15芬尼”。

艾德悄悄走下楼梯，到处都亮着灯。他走上通向洗碗间和厨房的那条路，在酒吧的弹簧门前停下来，从门扇中间偷偷朝里面看去：他看见了克鲁索，克鲁索正一把扯下卖冰激凌的大褂，一边咯咯笑着。之后，他的表情变了，变得严肃起来。他迅速地走到收款台前，抬起头。“荣誉，你什么时候来？”接着，他把食指放在上唇上，就好像要思考一下，然后对着棋桌喊：“d5去d6！”棋子已经摆好。克鲁索又咯咯笑了一阵（他迷上了雷纳那种娘娘腔的咯咯笑声，尽管他这一刻明显是在扮演兰波），他伸出食指，往收银机上随便敲了一个想象中的数额，十五位，二十位数，就好像在敲打字机，也许是在写他自己的某一首有魔力的诗。果真，他有那么一刻似乎凝固成了自己的蜡像——要做克鲁索显然并不容易。他快速地从收银台前退回半步，发出一声小小的马嘶，然后踏着马步跑到吧台前，混了一杯樱桃咖利，在棋桌旁坐下来，坐在卡瓦洛那边。“Perché questo silenzio？”[1]扮演卡瓦洛的演员小声用意大利语嘟囔着，走了一步棋，然后喝酒。一秒钟后，克鲁索郑重其事地站起来，手在棋桌上方做一个类似保护的动作，就像在赐福，或者类似于“祝好运”或者“永远是朋友！”这样的话。现实生活里的他们从来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动作，克鲁索大概是在扮演这出展示克劳斯纳旧景的戏里的那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也比那些人物的动作要慢得多，需要的时间多得多。就像是慢动作一样，他倒退着回到吧台前，转过身，摸摸啤酒龙头——某种过渡，或者是个不太巧妙的插入情节。“酒桶又空了，啧——啧——啧。”克鲁索试着把这个所有人都痛恨的句子用里克那种柔软、平静的声音说出来，但他现在已经不再平静，更多的是不满，有什么东西不对。抚摸变成了更猛烈的动作，就像是在挤奶一样，但龙头里还是没有酒。里克——克鲁索摊开手掌拍着吧台，酒杯叮咣作响。他不情愿地弯下腰，扯开地下室上的盖，钻进通往下面的笨重楼梯（“元首水泥！”）。对话的声音随即传来，还有一阵温和的咒骂：乱七八糟的地下室，潮湿，泥泞，都能把人滑倒，磕破脑袋。然后：“讨——厌的，讨——厌的混蛋！”可能是因为打不开啤酒桶，或者其他什么困难的事。只有里克能打得开，但也需要助手，得有人在他往桶里砸酒矛的时候，帮他把桶口带密封圈的螺丝拧紧。于是里克——克鲁索现在开始叫艾德。艾德——克鲁索回答他说：“我来了。马上来！”艾德——艾德只是站在那儿，屏住呼吸。他等了几秒钟，看另外那个他会不会出现，然后便悄无声息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白天，四处一片清亮的寂静，几乎带着冬天的气息。晚上，荆棘岩像个茧，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包裹着克劳斯纳。信号灯射出一条光线，从餐厅的地板上滑过。这个房间似乎已经不在他们的活动半径之内，不能再进去。他们也不再去员工餐桌那里（就连早餐时都不去），而是坐在吧台前的棋桌那里，眼睛看着平台。他们喝酒喝得很凶，下午“椴树叶”，晚上樱威，咖利或者薄荷，有时掺上烧酒或者“蓝色杀人犯”。就着切成小块的熏火腿，这种肉他们有足够的储备。以前艾德没觉得火腿怎么样，现在他嚼得慢条斯理，就像干完活的农夫一样。他们吃饭的时间很灵活，没有规律，除了艾德的那个洋葱。克鲁索用旧铁丝重新盘了一个沥水的架子——他强调说是给下个旺季用的，在这种时候，他的声音里不再有悲愤。他用金刚粉把铁丝磨得锃亮，然后用地下室里剩的漆刷了一遍。一些漆溅在了桌子上，但他好像并不在意。蓝色的漆，跟用在儿童游戏场的跷跷板和平台上带棚桌子金属架上的漆一样。艾德走进厨房煮咖啡，他们谈论上帝和这个世界。

艾德给自己的朋友讲起他们家第一次和唯一一次去波罗的海度假的事，在吕根岛的格伦镇，1973年夏天。他们三个人一起住在一个自由德国工会联盟的小酒店里，在镇子的中心，父亲，母亲，孩子。靠墙的窗户底下加了一张床，那是他睡觉的地方。艾德把捡到的贝壳装在一个塑料杯子里，盖好盖儿放在床底下，那些贝壳就在那里开始发臭。

一天早上，他们去餐厅里吃早饭，在自助餐台上那幅画像的框上，他发现了黑色的布。他不知道山羊胡子——这是他父母亲对国务委员会主席[2]的称呼——的画像上挂那个黑带子是什么意思，但他恍惚明白（他八岁）最好还是不要大声说这件事。他一直等到他们拿着面包和涂面包的软干酪在座位上坐下之后，这才又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父亲身边，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黑带子。父亲对这个小发现的反应异常强烈，以至于这件事永远地刻在了他的记忆中。他没有跟他们去海滩，而是待在房间里听了一天的广播。那天夜里，他又悄悄听了一个通宵。他把小晶体管收音机一半塞在枕头下面，所以传到艾德那里去的声音听起来都闷闷的。收音机闷声闷气地不断讲着山羊胡子如何掌权，又如何失势。其中主要讲的是德国境内，这天夜里，艾德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这个词有了概念：在德国境内有一条血淋淋的线，就像是用手术刀画出来的，其中一个评论员这样说，从乡镇、房屋、家庭中间穿过，能够要人命的障碍物，无法逾越。

艾德努力用兄弟般的眼神看着克鲁索。他们中间也有一条界线，不过讲述的时候还是有这条界线比较好。讲述帮助艾德摆脱了拘束，还有恐惧。“我们有几辆坦克以备不时之需。”山羊胡子曾经这样说，他的声音几乎是刺耳的，又高又细很奇怪，这句话反复被提到，看样子是句非常重要的话，反正当时躺在加床上的艾德是记住了这句话。他把这些告诉洛沙。他还想起，当时他不会游泳，看到大海（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海）时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克鲁索点点头，看着他的眼睛。鲁滨孙和星期五。他们又成了那两个人。

他们的桌子挨着吧台，这样克鲁索添酒的时候一转身就能拿到酒瓶。他们搞了很多擦洗缝补时间，这是他的伙伴起的名字。他们清理根本不怎么脏的下水管，劈柴，修理克劳斯纳四周的木栅栏，试着在洗碗间的石头盆里洗衣服。莫妮卡的洗衣机不听使唤。先是克鲁索，然后是艾德去试着用。这是一台WM66，跟艾德家的一样，是这个国家最常见的洗衣机。小时候，他总把WM理解成世界杯，[3]他确信这台洗衣机是因为1966年的世界杯才叫的这个名字。就像在很多事情上一样，艾德并没有找人求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依然是那个迷迷糊糊、容易受人影响的小孩儿，认为这个世界跟自己梦里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