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1969）（第2/3页）

您曾说过，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元论者”，请解释一下。

一元论意味着基本现实的单一性，当一个混乱的一元论者或三心二意的物质主义者进行思考，“心”便悄然离开“物”，这样，一元论就是可分割的了。

您未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您说过要出版一部论乔伊斯和卡夫卡以及康奈尔讲稿的书。这部书很快就要出版了吗？您想再写一部小说吗？对此您有什么要说呢？还会写诗吗？

受麦格鲁－希尔出版公司的委托，最近几个月我在做将我的一些俄语诗歌（1916年以来）译成英语的工作。1968年，我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二版的修订（普林斯顿出版社），比起初版来，这一版更注重逐字逐句的直译。

您考虑要回美国吗？如您几年前提到的回到加利福尼亚？您能说一下为什么离开美国吗？在某种程度上，您仍然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吗？

我是个美国人，我感觉自己是美国人，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住在欧洲是出于家庭的原因，我在国内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纳美国联邦所得税。经常地，尤其在春天，我梦见加利福尼亚的紫红色晚霞、飞燕草和橡树、大学图书馆的安详宁静。

您还会授课或演讲吗？

不会了。尽管我喜欢讲课，但如今要连续地备课和讲课实在是太累了，即使我使用录音机。就此而言，我早就得出结论：最好的教学是放录音，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多次播放，或者在隔音房间里收听。到年底，他要参加一场老式的、困难的、四小时长的考试，监考人员来回走动。

您有兴趣将《爱达》拍成电影吗？考虑到小说的具体生动、性感美丽和它的重叠的视觉意象，《爱达》看来天生要拍成电影的。据说制片商纷纷来到蒙特勒阅读这本书并出价。您和他们见面了吗？他们提问或征求您的意见吗？

是的，电影业的人纷纷来到蒙特勒我下榻的旅馆——敏锐的头脑、灵活的手段。我也确实想要写，或帮助写一部能反映《爱达》的电影剧本。

在您近来的几部小说中，您一些最有趣的议论是关于驾驶和道路问题的（包括作者对速度和杂物箱中物品的摸索）。您开车吗？喜欢驾车旅行吗？经常旅行吗？喜欢什么交通工具？明年有旅行计划吗？

1915年夏季，在俄国北方，作为一个喜欢冒险的十六岁男孩，有一天，我注意到我们的司机将家里那辆敞篷汽车停在了车库前（那是我们乡村别墅马厩的一部分），马达响着，人却不见了；接下来便是我开着它，一路歪歪扭扭地开到了最近的沟里。那是我第一次开车。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三十五年后，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我妻子让我开一会儿车，我几乎撞上停车场上唯一的一辆车，停车场很宽敞，那辆车还停在了远处。1949至1959年之间，她开车十五万英里，带我游遍了北美——只是为了捕捉蝴蝶。

似乎只有塞林格和厄普代克是您称赞的美国作家。这张名单上您还会加上什么作家吗？您读过诺曼·梅勒最近的政治和社会报道（《夜间的军队》）吗？如果读过，您欣赏吗？您是否特别欣赏哪位美国诗人？

这倒提醒了我：你知道，这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去年我和另外几个作家被邀请去报道芝加哥的那场政治集会，我自然没有去，现在还相信这多半是《老爷》杂志开的一个玩笑——邀请一个连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分不清的人。再说，我讨厌公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您对俄国作家有什么看法？如索尔仁尼琴、亚布拉姆·特尔茨(3)、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4)，近几年这些作家在美国很受读者欢迎。

只是从文学的角度，我可以谈论同行，就你提到的这些勇敢的俄国作家来说，对他们的优缺点进行专业的考察是必需的。我不认为这种客观性会是公正的，因为这些勇敢的俄国人承受着政治迫害。

您经常见您的儿子吗？你们怎样合作翻译您的作品？你们从一个项目的开始就一起工作还是您只是一个校订者或顾问？

我们选择住在中欧，是不想离我们的儿子德米特里太远，他住在靠近米兰的地方。我们并不如我们所愿地经常见到他，因为他的歌剧职业（他有一副出色的男低音）要求他到各个国家去旅行。这多少有违于我们居住欧洲的初衷。这也意味着他不能像过去那样贡献更多的时间来合作翻译我的旧作。

在《爱达》中，凡说，一个丧失记忆的人在天堂会和吉他手，而不是和一个大作家，甚至一个平庸的作家同居一室。您愿意谁做您的天堂室友呢？

这会很有趣：听到莎士比亚放声大笑，当他知道了弗洛伊德对他剧本的所作所为时。这会满足一个人的正义感，当他看到H. G. 威尔斯比假模假样的康拉德更多地应邀参加柏树下的聚会时。我也想要从普希金那儿得知他和雷列耶夫(5)的决斗是否真的发生在巴托沃公园（后来成了我祖母的产业），这个问题是1964年我第一个提出来的。

您愿意简单说一下20年代、30年代的流亡生活吗？比如，您在哪儿做网球教练？您教哪些人打网球？阿佩尔先生提到，他认为您给侨民团体作过演讲。如果这是真的，您演讲的题目是什么？看起来您肯定经常旅游，是这样吗？

我给同一批人或他们的朋友上网球课，1921年以来，我就教他们英语和法语，那时我仍然来往于剑桥和柏林之间，我父亲是柏林一家侨民《俄语日报》的主编之一，1922年我父亲去世后，我差不多就定居在那儿了。30年代，我经常受侨民组织的邀请当众朗读我的散文和诗歌作品。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中，我旅行到过巴黎、布拉格、布鲁塞尔和伦敦，后来，1939年的一个蒙恩的日子，阿尔达诺夫，一个同行和好朋友，对我说：“你瞧，明年夏天或秋天，我被邀请去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讲课，但我去不了，所以，你能代替我去吗？”我生活中的第三个阶段就这样开始了。

您何时何地遇到了您的妻子？你们何时何地结婚的？您能简单说一下她的家庭背景和少女时代吗？您在哪个城市或国家向她求婚的？如果我没说错，她也是俄国人，您或您的兄弟姐妹小时候见到过她吗？

我是在柏林的一次侨民慈善舞会上遇到我妻子薇拉·斯洛尼姆的，在这样的舞会上，年轻女士们通常会出售潘趣酒、书籍、鲜花和玩具。她父亲是圣彼得堡的一个法学家和企业家，革命毁了他的企业。我们先前在圣彼得堡的聚会上见过，那儿我们有共同的朋友。我和薇拉于1925年结婚，开始的时候生活很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