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真实的奇迹

在巴西，若热·亚马多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从193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狂欢节的国度》到2001年去世，在长达七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亚马多创作了包括小说、戏剧、诗歌、传记在内的三十余部作品，深受巴西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与此同时，他也是与中国结缘最深的巴西作家。早在1952年，亚马多便应邀来过中国。1953年，其代表作《无边的土地》的中文版问世，并于1958年、1992年两度再版。迄今为止，亚马多的作品已有十多本被译成中文，是拉美作家群体中当之无愧的巴西代表。

作为曾经最畅销的作家，亚马多在巴西文学评论界一直饱受争议。赞扬者称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巴西现实，笔下人物丰富生动，充满生活气息；批评者则认为其创作肤浅冗长，人物过于脸谱化，情节描写也常常重复。不仅如此，亚马多小说中鲜明的政治倾向也一直是各阵营争论的焦点。对于评论界的各种评价，亚马多通常并不在乎，甚至坦言自己的作品缺乏“深刻”的内涵，并自视为一名不太具有想象力的作家。但是，无论评论界还是亚马多本人，都非常强调其虚构作品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从发表处女作《狂欢节的国度》开始，亚马多的名字就一直与“见证”“记录”“现实”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在第二本小说《可可》的题记中，这名巴伊亚小说家更是直接表明自己对真实的追求（“我力图在这本书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与最高限度的真实性，来讲述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的生活”）。可以说，无论是其早期作品《儒比阿巴》（中译《拳王的觉醒》）、《无边的土地》，还是后期的《味似丁香、色如肉桂的加布里埃拉》《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亚马多的文学创作都根植于巴伊亚的历史与传统，在展现地方风俗的同时针砭时弊，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创作。

因此，无论在巴西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亚马多作品中蕴含的社会学、人类学元素都非常重视，并将之视为巴西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而国外的普通读者也都将亚马多的作品看作一扇了解巴西的大门，深受其中异域风情与文化特色的吸引。可以说，通过文学创作，亚马多向世界呈现了巴西。尽管这个巴西有一定的虚构成分，却从未远离过现实的基石。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奇迹之篷》在亚马多小说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这部作品出版于1969年，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并非亚马多随意创造的一部小说，而是对巴伊亚社会发展的如实记录。也许对于国外读者而言，它更像一则不可思议的传奇故事，充满了神秘、冒险与奇思妙想；但倘若了解巴西历史，倘若生活在巴伊亚，就会发现书中的一切都如此熟悉，甚至难以分辨小说与现实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在这部小说里，亚马多对影响巴西身份构建的两个重要话题——种族融合与民主进程——进行了探讨，在回溯历史的同时，也以巴西知识分子特有的斗争姿态，参与构建了新的历史进程。

《奇迹之篷》的叙述在两个层面分别展开，相互穿插。第一个层面是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捍卫种族融合的斗争，第二个层面是阿尔杉茹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对于两个层面的时间选择，亚马多都有着精准的把握。第一个故事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1943年阿尔杉茹去世时结束。第二个故事则发生在1968年的军政府独裁时期，也就是这本小说出版的前一年。

葡萄牙殖民与奴隶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巴西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亚马多所在的萨尔瓦多因为曾是非洲贸易的中心，各种矛盾也显得更为尖锐。由于巴西1888年才废除历时三世纪之久的奴隶制度，20世纪初期许多知识分子仍将大批黑人与混血儿视为低等种族，将巴西在文化上的落后归咎于混血与种族融合。亚马多发表处女作《狂欢节的国度》（1931）时，也在作品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除了文化上的偏见之外，政府当局也将非洲宗教等集会形式视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认为这些黑人、穷人、卡波埃拉拳师极有可能从事颠覆政权的革命活动，从而颁布法令，对非洲宗教进行镇压，逮捕迫害相关人员。《奇迹之篷》的故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为了能够更好地还原历史，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在很大程度上依照了历史记载或者民间传说：比如书中提到的“非洲使团”阿佛谢（即狂欢节期间坎东布雷的节日游行队伍）确实是第一个走上街头的阿佛谢，“非洲沼泽”阿佛谢也真实存在，作者引用的许多歌谣也都来自于民间创作，胖子佩德里托与圣父普罗考皮奥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更不用说书中关于坎东布雷宗教仪式、非洲诸神奥里沙以及巴伊亚美食的精确描绘。

不仅如此，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与种族主义者尼禄·阿尔格鲁——也都有其历史原型，分别是曼努埃尔·格里诺（1851—1923）与尼纳·罗德里格斯（1862—1906）。作为一名非洲后裔，曼努埃尔·格里诺不仅是画家、作家、废奴主义者，更是一位研究非洲文化的人类学先驱。尼纳·罗德里格斯则像小说里的尼禄·阿尔格鲁一样，是一名法医学家、精神病医生、巴伊亚医学院教授。从各个层面上看，阿尔杉茹与阿尔格鲁的争论都与格里诺与罗德里格斯的论战有很多相似之处。罗德里格斯是巴西犯罪学的先驱，继承了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索的理论，认为黑人与混血儿是病理上的“生来犯罪人”。小说中的阿尔格鲁不仅秉承了罗德里格斯的思想，甚至连其著作的题目——《混血、退化与犯罪》《热带国家混血民众的精神与心智退化》《人类种族与巴西刑法责任》《病理人类学：混血儿》——都与罗德里格斯的分毫不差。而故事主人公佩德罗·阿尔杉茹与曼努埃尔·格里诺的相同点不仅在于他们对非洲文化的肯定，还体现在其他种种细节：比如他们都在坎东布雷宗教中拥有头衔，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就连阿尔杉茹所写的四本小书也都能在后者的著作中找到出处。

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佩德罗·阿尔杉茹与里迪奥·库何等人的斗争初见成效，种族融合的观点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两场跨越种族的婚礼就是最有效的证明。而在历史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吉尔贝托·弗雷雷的《华屋与棚户》为代表，对于巴西非洲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逐渐增多，巴西知识分子也更为关心底层有色人种的命运。与此同时，如坎东布雷、阿佛谢、桑巴舞等富有非洲特色的文化符号也成为巴西民族性构建的重要元素。而将阿尔杉茹去世的时间选在1943年纳粹德国失势的时刻，也无疑是对种族主义的最后一击。1946年，在弗雷雷的支持下，作为政府议员的亚马多提交了捍卫宗教自由的提案并获得通过。然而，坎东布雷信徒刚刚获得自由祭祀的权利，1964年的军事政变便开启了独裁统治的时代。因此，在这本书中出现的对于暴力行动、审查制度的嘲讽控诉，并不只是为了表明作者的政治立场，更是对军事独裁，尤其是1968年底颁布的审查法令最直接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