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1. 一个共和国的女儿

公鸡叫了两声。纳兹勒醒来，她想到：“今天是国庆节！”她看了看表，七点。公鸡又叫了一次，纳兹勒翻身下了床。她觉得房间很冷。她朝窗外看了一眼，因为旁边那家的后花园里养着几只鸡。她再次激动地想到：“今天是国庆节！”她看见早上第一缕晨光照在了鸡窝上。就在公鸡打鸣的那个花园里，一个穿着睡衣、外面披着件大衣的男人，穿着拖鞋、抽着烟正在那里转悠。那是在国防部工作的上校穆扎菲尔先生。十年前，父亲当选议员搬到安卡拉的头几年里，国庆节的时候他会和妻子一起到家里来祝贺。但最近几年就不来了。现在他似乎有种不在乎节日的样子。留着长长的络腮胡、穿着退了色的睡衣的这位上校，在共和国第十五个生日的早上更像是一个在医院花园里散步的肺结核病人。纳兹勒不想为这恼人的画面浪费时间。时间还早，家里人肯定还没醒，她决定去红新月广场走一趟。

她快速梳洗好，然后穿上了衣服。她没去想要穿哪件衣服，因为昨天晚上临睡前她已经想好了。这是她的一个习惯，她会在国庆节的前一夜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她照了照镜子，对身上的红底白条[1]连衣裙很满意。然后她去点燃了暖炉。她想，过一会儿他们起床后会发现屋子很暖和，他们会想是纳兹勒最先起床的，而那时她应该已经在红新月广场上了。想到这些她很开心。她觉得自己是健康、聪明和可爱的。然后她抚摸了一下小猫，想给它吃点东西，但她想立刻就上街。她走下楼梯，轻轻地关上了门。安卡拉的上空是一片雾蒙蒙的天空，城市里飘散着一种节日的味道。

节日早上的散步是一个正在被遗忘的家庭习惯。母亲在世时，不仅是国庆节，其他所有民族节日的早上，他们一家三口都会走到耶尼谢希尔，然后再走回来。路上，父亲会说一些说教的话，而母亲更多的会说一些玩笑话。那时，纳兹勒想，父母是爱自己的，一家人出去散步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父亲会对那些没有悬挂国旗的人家表示抗议，而纳兹勒也会因此感到伤心。她一边走在门前屋后有小花园的同一式样的房屋中间，一边满心欢喜地看着飘扬在风中的国旗，因为所有住家的窗前都挂着国旗，所以今天她很开心。

仿佛有什么急事，仿佛要急着赶到什么地方，她快步走着，但是离大家醒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的面前还有长长的一整天。她想，上午奥马尔和雷菲克要来家里，拉斐特叔叔也一定会来，他们一起吃午饭，之后父亲要去出席在议会举行的庆祝仪式，然后他们再一起去体育场参加群众的庆祝活动。晚上，他们可能会一起走到耶尼谢希尔，然后登上乌鲁斯城堡看焰火。她努力让自己去想这些事，去对那些没挂国旗的人家生气，去回忆过去的那些美好的节日，但她的脑子其实在想着另外一个问题，而且她明白自己是不会轻易从这个烦恼里摆脱出来的。她想：“我和奥马尔会怎么样？”她对自己想到的一些东西感到恐惧，她把目光转向路边一个学校的窗户上。她看见窗户上挂着阿塔图尔克的照片，上面有阿塔图尔克照片的旗子和灯笼。她想起童年在马尼萨度过的那些节日。那个时候父亲是整个城市的中心。省长穆赫塔尔先生在发表节日演讲的时候，市里的那些上层人物会互相祝贺节日，他们会来到穿着红色连衣裙的纳兹勒身边，用手抚摸她辫子上白色的蝴蝶结。母亲仿佛觉得一切都有点可笑，有点悲哀似的在一旁笑着，她小心翼翼、夸大其词地说着自己的肺病，然后用温和的话语明确地告诉纳兹勒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个时候经常会去省府视察的阿塔图尔克现在正被病魔缠身，而母亲也早已去世。纳兹勒去伊斯坦布尔读完了大学，现在又回到了安卡拉。据说阿塔图尔克也像母亲那样，是不会病愈的。昨天晚上，父亲回来说体育场那边白为阿塔图尔克做了准备，这个节日更多会在恐惧和等待中过去。

她继续往前走着。她怀着兴奋、高兴和担忧的心情走上了大街。七点二十分了，大街上开始有了动静。一个清洁工正在清扫从路边小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一个土耳其之鸟[2]的学生仿佛对身上的蓝色校服感到害羞似的躲在一座新建的公寓楼门前，等待着什么。手上拿着一面小国旗的孩子被爸爸牵着手，他的爸爸正低头看着撒放在地上的报纸。报纸上写着“第十五年。”纳兹勒想：“我二十二岁了！我快要结婚了。但什么时候？”她想起奥马尔不时拉长的脸。奥马尔每次到她家，都会坐在威尼斯油画对面的沙发上，然后看着纳兹勒，但他的目光其实穿过了纳兹勒的身体落在了她身后的某一点上。她知道要找些话来跟他说，但很多时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没想过自己是个没头脑或是没素质的人。她相信自己写给奥马尔的那些信具有“现代”女孩的所有特性。她是一个为了新生事物和改革而奋战的先驱者的女儿。她不是一个害羞的女孩，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可能她不算非常漂亮，但也绝对不丑。

为了逃避那些让她心烦的想法，她穿过了马路。一栋新盖的公寓楼的木隔板上贴着几张宣传画。这些宣传画在几天前贴满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她看见其中的一张上写着：和人民在一起，为了人民。画上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包着头巾的妇女。另一张宣传画的标题是：共和国取得的教育成就。画的背景是一群戴着帽子的农民，上面是按年份标出的不断增长的识字人口。她想起了雷菲克。她一直在为他感到伤心。为了把共和国取得的成就再往前推进一步，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关于农村振兴的计划，但却碰上了一面不理解的墙壁。穆赫塔尔先生带他去见一些部长，甚至为了他专门请一些议员吃饭，但得到的都是同样失败的结果。可能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明白会有这样的结果。最让纳兹勒惊讶的是雷菲克对此竟毫无知觉。她很纳闷，像他那样聪明和有文化的一个工程师怎么会离现实主义那么遥远？她问自己：“现实主义是什么？”父亲曾经说过拉斐特先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拉斐特先生弃政从商了。他在凯齐厄兰拥有一处葡萄园。当穆赫塔尔先生在议会大楼的走廊上转悠的时候，他坐在壁炉前一边下着十五子棋，一边喝着葡萄酒，呼吁自己那些搞政治的朋友变得现实一点。父亲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个雷菲克就更不是现实主义者了，因为他连别人事先可以看见的东西都看不到。她想到了奥马尔。他在铁路上挣了很多钱，她想研究一下他是不是现实主义者，但她感到了恐惧，于是她放弃了。那些不好的想法一直在跟着她，另外她也累了。她又穿过了马路，决定马上回家。然后她问自己：“那么我是现实主义者吗？”她往前走了几步。“奥马尔聪明、英俊，现在还很富有。”想到这些，她的脸红了。她希望自己像那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的省长的小女儿一样纯洁和清白。突然，她觉得不仅是共和国，自己也已深深地陷入了罪孽之中。她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的，但她觉得墙上的那些宣传画是可笑的，节日的早上穿着睡衣在花园里抽烟的邻居上校是正确的。然后，她想：“我是一个共和国的女儿！”喝下第二杯拉克酒的父亲有时会对她说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