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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点,老乡,够了,”我说,“我也要用呢!”

他退到一旁,气喘吁吁地说了声谢谢,然后便拿起夹克穿到了身上,他丝毫没有察觉。当我静静地洗着塑料鞋的时候,他往工厂走去。我甚至都没有朝他的背影看上一眼。等我把鞋上的泥洗掉的时候,他已经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朝着相反的方向,朝着车站快步走去。天很热,知了在树上唧唧地叫着。身后驶来一辆火车,里面装满了周一早上赶去上班的人们,他们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瞅着我从我身边离去。这辆车没赶上,我只好等下一辆。

我来到混凝土建成的车站,和其他人一样,就像是有工作的人似的,手里拿本笔记本,若有所思地往前走着,瞅都没瞅站在一旁的两个宪兵。我径直朝小卖部走了过去。

“三块羊奶酪吐司!”我说……

一只手伸到了橱窗里,把流到外面的羊奶酪往面包里抹了抹。他们总是把羊奶酪抹到外面,然后再放进橱窗里,这样你就会以为吐司里面涂满了羊奶酪!你们都比我机灵,因为比我机灵所以你们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好吧,我可不是你们想像中的那么傻,我比你们都机灵,我要把你们的鬼把戏统统揭穿。我心生一计。

“给我一个刀片和一罐胶水。”我掏出一百里拉放到小卖部的大理石柜台上。

我拿上店主递过来的东西和找的零钱走了。我依然没有瞅宪兵一眼。车站的厕所都在最边上,里面臭气熏天。我在里面插上了门,从屁股后面的兜里掏出钱包瞅了瞅,里面有我们机灵的工人师傅一张一千里拉,两张五百里拉,再加上零钱总共是两千两百二十五里拉。正如我所料,我在钱包的另一格里找到了一张证件。是他的社保卡。上面写着他姓谢奈尔,叫伊卜拉欣,父亲叫费乌济,母亲叫卡美尔,特拉布松,苏尔美奈,等等。好的,我读了几遍,把它们都给背了下来。然后从兜里掏出我的学生证,靠在墙上,用刀片小心翼翼地将我的照片给裁下来,用指甲将照片背面的硬纸片揭了下来。然后我从社保卡上揭下伊卜拉欣·谢奈尔的照片,用胶水将我自己的照片粘了上去,现在我就是伊卜拉欣·谢奈尔了。就这么简单。我把伊卜拉欣·谢奈尔的社保卡放进我的钱包,然后把我的钱包放进口袋里。接着便出了厕所,朝小卖部走去。

我要的吐司已经好了。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天来我只吃了些樱桃和从果园里摘的西红柿。我又喝了杯酸奶,然后看了看还有什么可以吃的,我兜里的钱很多。里面有饼干,有巧克力,可我一样也不喜欢。于是我又要了份吐司,我告诉小卖店的老板,让他烤好一点,他没吱声。我把肩膀靠到小卖店的柜台上,朝车站的方向稍微地侧了侧。太惬意了,一点烦恼都没有。我偶尔转过身,朝小溪的方向望去,看看有没有人顺着铁路线朝这边走来。没有。我们机灵的工人师傅觉得自己很聪明,却连自己的钱包不见了都没有发现。也许发现了吧,可他没想到偷钱包的会是我。小卖店老板把吐司递给我的时候,我又要了份报纸。

“给我一份《自由报》。”

我拿上报纸走了。那边有把长凳,我旁若无人地坐了上去,一边吃着吐司一边看着报纸。

我先看了看昨天有几个人被杀了。卡尔斯,伊兹密尔,安塔利亚,安卡拉巴尔加特……我跳过伊斯坦布尔,把它留到了最后。我们死了十二个,他们死了十六个,接下来我看了看伊斯坦布尔地区,没有,伊兹密特连提都没提到,接着我紧张地看了看自己真正害怕的地方,我快速浏览了一遍,受伤的人当中没有倪尔君·达尔文奥鲁。我又全部看了一遍,的确没有。也许这报上没有吧我想。于是我又去买了份《民族报》,可这上面受伤的人当中也没有倪尔君·达尔文奥鲁。他们在报纸上登出了伤者的名字,却没有登出来是谁伤害了他们。没关系,要是想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的话,我早就去卖淫或是去当足球运动员了。

过了会儿,我一边愣着神,一边将报纸叠起来,进了车站,朝售票窗口走去。我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一张去于斯屈达尔的票,”我说。

“火车不到于斯屈达尔!”愚蠢的售票员说道,“终点站哈依达尔帕夏。”

“我知道,”我说,“那就给我拿张到哈依达尔帕夏的票吧。”

他还是没给我拿票,该死的,这回他问道:

“全票吗,还是学生票?”

“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我说,“我叫伊卜拉欣·谢奈尔。”

“你叫什么和我有啥关系!”他说。不过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之后,他可能有点害怕,闭上嘴把票递了出来。

我生气了。我谁也不怕。我出去看了看铁路那头有没有过往的人。我刚刚坐过的长椅已经被别的机灵鬼给坐上了。我要过去把他给弄起来,告诉他刚刚我还坐在这儿呢。不过没必要这么做,否则的话所有等火车的人会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你的。我四处找了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突然我紧张了起来,因为宪兵正在看着我。

“老乡,有表吗?”一个宪兵向我问道。

“我吗?”我说,“有。”

“几点了?”

“时间吗?八点过五分。”我说。

他们没说什么,聊着天就走了。我继续找着坐的地方,坐哪儿呢?那儿好像有张空椅子,我走过去坐了下来。然后和早上赶去上班的人一样点了根烟,打开报纸,认真地看起来。看完国内新闻之后,我就像个有老婆、有孩子、有责任感的重要人物似的又认认真真地看了看国际新闻。勃涅日列夫和卡特要是已经私下达成协议分裂土耳其的话,他们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正当我猜想着教皇可能是他们派到土耳其来的时候,一个人坐到我旁边,吓了我一跳。

我举着报纸,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看着坐到我身边的人。他的手指很粗,皱皱巴巴却硕大无比的双手正疲惫地放在裤子上,他的裤子比我的要旧。我还朝他的脸上瞅了瞅,我看出来了,这是一个上了年纪,被工作榨干了的可怜的工人。就算过几年你不死,能熬到退休的话,你这辈子也基本上算是白过了,可他看上去毫无怨言,坐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对面等车的人们,愉快地看着。那么,难道他在想些什么吗,也许他已经和他们说好了,他们,所有在车站里等车的人也许都在和我演戏呢。我害怕了。不过老工人突然打了个哈欠,这下子我明白了,原来他是个笨蛋。我怕什么,要让他们都怕我。这么一想,让我舒服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