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注定成功（第2/7页）

他在两个雕塑师那里学徒的几年，正是美国内战的时代。每天看见上演的悲喜剧，战争总也不会被抛到脑后。贝尔纳·圣高登斯成了一个直言不讳的废奴主义者。大街上满是士兵。有一次，还是在路易·阿威的作坊里，古斯从窗户上看到一大群新英格兰的志愿者从百老汇走过，边走还边唱着“约翰·布朗的身躯”。还有一天，他看到了“格兰特本人”，戴着宽边帽，骑马走过。最让他激动的是，他看到了林肯总统，他高高的个子，坐在车上，好像“完全不成比例”。

古斯不会忘记拥挤在报馆外面的人群，以及从战场回来的缺胳膊少腿的战士。有一天赶上了“征兵暴动”，为了他的安全，勒布来敦先生送他回家。

内战之后来到巴黎的美国艺术学生和艺术家，没什么人没有受到过战争的影响。有人在战争中服役，有人见证了军营生活和战争的残酷，这场战争有60多万人丧生。亨利·培根是一位风景画家，被征到马萨诸塞第十三军团服役，在布尔朗第二次战役中受重伤；温斯洛·赫马以《哈珀斯周报》的绘画记者身份参加了战争，到1866年来到巴黎时，他已经画了20多幅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包括《新战场上的老兵》，画上一个高大有力的人在金黄的麦田里挥舞着一把镰刀，就像死神在收割生命一样，让人们想起了葛底斯堡麦田里的屠杀。

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的几周，满火车的伤兵抵达了绘画学生托马斯·伊金斯的家乡费城。伊金斯的父亲没有多少财产，但他还是交了要求的25美元，以免托马斯被征入伍。这对于父子来说都是很艰难的决定。

后代很难想象，或会忘记，像费城这样的城市，有一半多的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人口都在联邦军队上服役。

让古斯揪心的是看到亚伯拉罕·林肯安静地躺在纽约市政厅里。他在“没有尽头的”队伍里等了几个小时，看到了林肯的脸之后，又跑到了队尾，再次排队从林肯脸前走过。

他和刚到法国的美国人很快知道了，在法国，人们是以冷漠的态度来评价美国内战的。更有甚者，人们同情战败的南方邦联，而且从战争开始时情况就是如此。这有点儿奇怪，因为法国人是反对奴隶制的，更别说从美国独立战争起，两国政府就有着传统的友谊了。1863年，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了，美国政府在进行战争，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扶植了他的傀儡皇帝——年轻的奥地利人费迪南·约瑟夫·马克西米兰。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明显地冒犯了门罗主义，这更增长了法国对南方的同情。

伊利诺伊的议员埃利胡·B.沃什波恩很快就要成为美国驻法大使了。他后来确认路易·拿破仑“完全同情造反方”，而且“在他敢于做到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

在巴黎，大家都明白，南方邦联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受到吹捧和招待，不仅仅在杜勒里宫，而是整个城市都这样。对我们政府忠诚的人在任何场合都往后放。

南方邦联在巴黎当丹街25号建立了代表处，南方妇女组织了邦联妇女援助协会为邦联的军队收集药品和服装，并举办募捐音乐会和义卖活动。

有一次，内战的“波动”来到了法国的门口，那是在1864年6月19日。那天邦联的捣乱者“阿拉巴马号”和美国军舰汽船“奇尔萨日号”争着要占瑟堡港，好几千人在海岸旁的山顶上观战。“阿拉巴马号”一直在和联邦的船只摩擦，开到了瑟堡港修理。等“奇尔萨日号”到了这个地方时，“阿拉巴马号”出来迎击，战斗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最后“阿拉巴马号”起火沉没。法国的各家报纸和杂志都刊登出了对这场戏剧性事件的描绘，画家爱德华·马奈画了这个场景的漫画，巴黎报纸上的社论都对“阿拉巴马号”及其勇敢的船员表示同情。根据一本名叫《宪法》的期刊所说，“阿拉巴马号”的沉没引起了“全法国深深的遗憾”。

对于奥古斯塔斯·圣高登斯来说，他的成长过程没有什么是轻松的。纽约大街上的生活、工作和战争使他过早地成熟了。他到达巴黎的时候，身体已经长成了，站起来5.8英尺。他有父亲的那满头硬直的深红色头发，长而白的脸像他的母亲，一双深陷的小眼睛是浅灰蓝色的，还有一个朋友们经常取笑他的长鼻子。他自己在卡通和漫画中也常拿自己的鼻子取乐。

人们喜欢他的幽默和精力充沛，还有他的“凯尔特精神”。一个朋友写道：“在他那瘦高结实的身材上，他有力温暖的手上，他的神态和姿势上，都能让人感到他充沛的能量，几乎是全身都充满了旺盛的精力。”他似乎天生乐观，有一副浑厚的男高音的嗓子。一位叫托马斯·莫尔的朋友记得，在库柏学院周六晚上课程结束之后，他、古斯还有另外两个名叫何佐戈和格罗特米耶的人“挽着臂膀走很长的路到中央公园去，一路高歌《玛莎》《马赛曲》等歌。古斯的声音总是最高最有磁性”。

古斯总是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并以此出名。他后来在生活上经历了一段很厉害的抑郁。他坚持认为“在我灵魂深处总有抑郁的低音，这是来自于我亲爱的爱尔兰母亲的”。

他在浮雕雕刻和自由绘画方面显示了不一般的天才。在出发来巴黎之前，他为父亲塑了一个半身像，塑得特别结实、自信。他特别珍爱给母亲画的一幅铅笔肖像画。他知道，他的天才能让他走多远，在激烈的竞赛中究竟有多大分量都是未知数。当然还有许多的因素，不过他知道，他的才华是他来巴黎的主要原因。

他先找到了父亲的弟弟、他的叔叔弗朗索瓦，搬进了大军大道，并且“马上”就找到了临时工作，在蒙马特给意大利徽章浮雕师工作。得知申请美术学院的事情要几个月之后才有结果，他在一个“小学校”培训班报名参加了模特课程，上午和晚上都有课。培训班在医学院，从蒙马特到拉丁区的医学院要走2英里，他每天就来回走。

弗朗索瓦叔叔的工作是拆迁专家。在乔治·奥斯曼把巴黎拆得七零八落的日子里，他的工作还不错。但随着皇帝的城市规划即将完成，拆迁基本结束了，弗朗索瓦叔叔的日子“不大好过”。古斯被迫找另外的住所，“越来越找便宜的住所”，很快生活就成了问题。他几年之后写道，那时“贫穷得凄凉”。不过，当时他什么也没说，他“拒绝想事情糟糕的一面”。

“小学校”培训班的课程对他来说是一种快乐，上课的条件不好也不会让他精神沮丧。

我们在一个憋闷、拥挤、完全不通风的剧场上课，有两排学生，也许每排25人，呈半圆围在靠墙站着的模特周围。在画画的人后面有大约15个雕塑者，我回头钦佩地看着年轻有力的人们在几乎是令人窒息的空气中生活、工作和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