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安全之家

革命运动在某个区的警察行动中遭到重创，牺牲了整整一个分队的兵力，为了减轻那个防区其他分队的压力，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领导层决定，在另一个游击战术语中所谓的“尚未受到侵扰”的地区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在此之前，游击区在威利眼中是若干互不相连的地域——树林、村庄、田野、小城。如今他成了信使，在博杰·纳拉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些地域渐渐连接了起来。他总是在四处奔波，从一个村子步行去另一个村子，在公路上搭三轮摩托车或公共汽车，或者搭火车旅行。他还没有进入警方的黑名单；他还可以公开活动；这是他作为信使的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四处奔波的生活正合他的心意，给了他一种使命感和刺激感，虽然他只能凭直觉估计游击战的大概形势。他这样四处活动，有一部分是为了鼓舞士气，夸大解放区的范围，甚至让大家觉得，只要再加把劲，战争就会在很多地区取得胜利。

他待在城里的时间多了些，也就有可能收到萨洛姬妮的来信了。而且他在城里也能吃得好些了。奇怪的是，乡下反而吃得糟糕，虽说吃食都是乡下产的；而在城里则每天都可以像过节。乡下收成好的时候，农民就在盘子里、在叶子碗里把谷物堆得老高，再加上各种调料，也就心满意足了；而在城里，即便是穷人家，也是谷物吃得少，青菜和扁豆吃得多。威利吃得好了，就不怎么生小毛小病了，也不会因此而心灰意懒了。

从最初那两个星期的柚树林营地生活到如今，信使工作使他第一次对那些革命同志产生了一些好感。他起初对营地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现在他已经和博杰·纳拉亚感情颇为深厚了，虽然刚开始时两人并不怎么友好，这使他学会了克制，不再总是想着去发现他人的缺陷。

大约每隔两周，各个区的重要人物就会聚集在一起开次会。威利帮忙安排这些会议，还曾多次出席。会议一般在城里召开，很危险，因为任何不寻常的聚会都可能会被当地人察觉并报告给警方。所以每个人或每两个人都会在城里有一个自己的联络员，他们会尽量在傍晚赶到联络员家里。路程可能很长，要走上一天甚至更久，可能一整天都走在远离危险的大路的田间小道上。他们的穿着尽量不引人注目。乔装打扮至关重要。根据指示，他们在途中应当打扮成村里人的模样。羊倌啦，织布工啦，或者打扮成那样的人，穿的是一种毯子似的披肩，几乎能将整个人包裹起来。

他们到达城里后，得通过联络员才能知道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有时候他们会爬到联络员家的屋顶上，换上凉爽一些的衣服；或者把乡下人日常穿的衣服——当地人常用的腰布、带有大侧兜的长衬衫，以及肩上色彩鲜艳的薄毛巾——换成城里人常穿的裤子、衬衫或长外衣。有时候，讨论革命工作时，他们希望穿上裤子，被视为“穿裤子的人”，好显得比战友们多一点儿权威。一走进开会的房子，他们就会脱掉粗糙的乡下拖鞋；但他们不停地抓挠着脚，而且即便是用水洗过，他们脚上仍然遍布陈垢，再加上那些肮脏的大披肩，这会议就像是一个乡下人的聚会。

大家到城里来是为了发表观点、接受指示、作自我批评。但也是为了吃，为了品尝最粗陋的城里食物，甚至就是为了尝尝粗盐的味道。而这种受压抑的简单欲望往往会导致一种变相的吹嘘，他们会争相把乡村生活说得苦不堪言。

在威利一开始参加的某一次会议上——在某个铁路员工居住区的一栋房子里，主屋的家具都被推到墙边，大家坐在铺在地上的床垫和床单上——他听见一个脸色苍白的人说：“过去这三天里我一直都在吃冷饭。”威利觉得这个人接下来不会讲出什么中听的话。他是照字面意思理解这话的。他不相信也不喜欢这样夸大其词，于是他的目光在那人的脸上稍稍多停了一会儿。那人注意到了，很不自在。他一边对威利回以同样冷峻的注视，一边继续对屋子里的人说：“不过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打小就是那样过来的。”威利想：“哦哟，我得罪他了。”之后，他竭力避开那人的注视，但他整个晚上都能感觉到敌意在增长。情形对他不利。他想起自己原先对博杰·纳拉亚的质疑，想起自己曾用其他国家的标准去评判一个从未离开过印度的人。他不知道该如何挽救与那个吃冷饭的人之间的尴尬局面，到了那天晚上，他还听说那人是一个分队的头儿，在革命运动内部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头衔，是一个重要人物。而威利不过是个信使，做些文字性质的宣传工作，而且还在试用期，他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被某分队接纳为正式成员。

威利想：“我有一次对博杰·纳拉亚脱口而出说了句‘是个好问题’，他就耿耿于怀了好长时间。积习难改，这个人提到吃冷饭的时候，我嘲讽地盯着他。现在他成了我的对头。他会叫我难堪的。就像博杰·纳拉亚想要看见别人眼神里的恐惧，他一定想要看到我眼神里的嘲讽变成恐惧。”

他的敌人有个绰号叫“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几个月，威利听说了不少有关他的传闻，在革命运动中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一位小学老师发现了他的数学天才并竭力提携，使他获得了农村环境里最好的教育。他们家从来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家里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才把这个年轻人送到邻近的小城去读大学。他以每月十五卢比的租金在一个洗衣工家的阳台上租了一个房间，更确切地说，租了一个六英尺长四英尺宽的空间。狭小的生活空间及其低廉的租金是他的故事的传奇性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住在洗衣工家的那段求学生涯尽人皆知。他五点钟起床，整理床铺，打扫住处（威利以为那花不了多少时间——成见作祟）。然后洗涮锅碗瓢盆（他从不和洗衣工家混用这些东西），在阳台一角的炉子上生柴火煮饭。威利发现，故事里的爱因斯坦作息表并没有留出拾柴火的时间；也许捡柴火的日子，爱因斯坦会四点钟起床。饭熟了他就吃饭，然后去上学。下午放学回来就洗衣服，他只有一套衣服。然后再烧些吃的，大概还是米饭，吃了就上床睡觉。功课是在做家务的间隙完成的。

到了理学学士学位考试那天，爱因斯坦看见第一页考卷上的第一道题就懵了。脑子一片空白。他觉得应该给父亲写一封信，为自己的失败道歉。于是他开始动笔，但写着写着，解第一道题的一种全新的方法突然浮现在他脑海里。接下来的试题全都迎刃而解，而他全新的解题方法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人人都知道了那封使他如在梦中一般想到了解题方法的道歉信，他开始被说成是二十世纪印度数学天才中的一员。这种说法得到了他本人的纵容，最终开始影响他的生活。他在一本印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反响很好，他自以为已经开始纠正爱因斯坦的错误了。他的这种认识很快转变成了狂热。他失去了大学里的教职而且无法谋到新职位。他再也没有发表论文。他回到了老家，丢弃了所有读书人的行头——裤子、衬衫、鞋子、袜子。他梦想着摧毁这个世界。后来革命运动爆发，他就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