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

惶惶不安地过了两天，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村子，又看到了地主家空荡荡的大宅子。地主家荒芜已久的田地一片枯黄，其间点缀着疯长的寄生藤明亮的绿色。果园里，一味伸展的枝条耗尽了果树的营养，寥寥几片枯萎黯淡的叶子悬在细瘦干枯的枝头，果子散落在地上，倒像丰收了似的，却早有黄蜂在腐烂的甜橙和柠檬那灰白的果皮里安了家。

对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村子了。在之前驻扎的两个星期里，他们是天上的星星。他们扛着枪穿着军装，军帽上的五角星鲜红如血，说出的话都很要紧，即使没人真信他们。而如今一切都变了。全村人都听说了他们被警察伏击的事，也知道那个气势汹汹的指挥官已经死了。村民们也不来挑衅，只是抱着精明老到的人自以为是的谨慎态度处理村子里琐碎的日常事务——他们似乎已经看透了返回村子的这些身穿军装的人。

他们想找到那三个留在村里组织村民分地的人。这件事现在看来令人震惊，他们当初就该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些天那三个人的处境肯定极为难堪。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甚至好像没有人记得他们。不久，威利他们和基索——黑黑胖胖的临时指挥官，考试没及格的医学生——就明白了，那三个人开小差了。基索知道开小差是怎么回事。

他们占领并解放这个村子之后，经常借宿在村民们的小屋里。现在基索认为，不该再向村民们借宿了，甚至在村里过夜都是很危险的。他命令大家继续行军，按照罗摩占陀罗生前的指示，一步一步原路返回基地。

基索说道：“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罗摩占陀罗说得对。我们一旦解放了一个村子，就该杀几个人，那样的话，我们的进展会大得多。我们现在也会更安全。”

他们不熟悉树林，所以行军时不敢离开林中道路或者绕过村子。他们开始把村民当作敌人，尽管他们饮水吃饭仍然得靠村民。每天晚上他们都在村外半英里处宿营；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安排一个士兵持枪放哨（当初那些粗陋的军事训练遗留的印记）。村民们知道他们的这些措施，这使他们免受某些村民的劫掠。

在离开村子的路上，威利开始意识到，参加革命的这些年，他一直对乡村与树林抱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是革命思想的基础。他让自己相信，眼前的乡村就是这样的；他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他让自己相信，在喧闹忙碌糟糕的城市之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遵循古已有之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革命所要推翻的。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里，农民辛勤劳动却深受压迫。这种幻想忽略了一点：在他们于行军途中解放（然后放弃）然后有幸在某一天再次解放的那些村子里，恶棍无处不在，褊狭、凶恶、残忍，就像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的存在与劳动和压迫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

让威利纳闷的是，为何以前在离开村子的路上他没有见到过这些恶棍。也许是罗摩占陀罗瘦削而刚健的手指按在AK-47上的形象把他们震慑住了。如今他们这支队伍元气大伤，在每个村子里都会受到那些恶棍的骚扰和挑衅。在其中一个村子里，有个脸色苍白的家伙骑着马挥着枪——他们当初怎么会漏掉他呢？——冲到他们的宿营地大叫：“你们都是中情局的，中情局的。统统该被杀掉。”基索下令不理睬他。这是最好的回答，但并不容易做到。骑马来的那个人是村里的一个恶棍，替村里人出头，来显示他们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就在几天前他们藏起来还来不及呢。

有些村子里的人认为，这支队伍里的人都是些四处游荡的枪手，可以雇来杀人。那些想要杀人的家伙通常都没几个钱，但他们自以为能够通过软磨硬泡和谄媚叫这些人就范。也许这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什么事都靠乞求解决。这从他们贪婪的眼神和懒散的身体就能看出来。

威利想起罗摩占陀罗曾经说过：“我们千万不要妄想去改造每个人。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得等到这一代人全都死了。这一代人，还有下一代人。我们只能指望第三代人。”

就这样，他们一步一步往回撤，威利那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仿佛着了某种魔法，一点点自行消解。他们在村民帮助下修筑的路消失了；淘尽了淤泥的水箱又堵塞了。牵涉土地、水井或继承权的家庭纠纷，小得不能再小，已经罗摩占陀罗裁决，似乎都已解决了，如今纷争又起，闹出了至少一起人命官司。

一天，在村子外面，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人走近正在行军的部队。他问基索：“你参加革命有多久了？”他这么问，似乎就是为了让他们听听他那一口漂亮纯正的发音，让他们知道尽管他穿得像农民，肩头挂着条薄毛巾，但实际上他是城里人。

基索答道：“八年。”

那人说：“每次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我确实经常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我总会忍不住想，你们只是上尉或者少校，初出茅庐，晋升的路长着呢。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参加革命三十年了，所有那些运动都参加过，而且我觉得我还能再干三十年。只要时刻警惕，你就不会被抓住。所以，我自以为够做将军了。或者准将——如果你们觉得我话说大了。”

威利问道：“你这么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呢？”

“当然是逃避追捕啰。除此之外就极其无聊了。但是，即使为这样的无聊所包围，我的灵魂也从未停止对世事的判断，但从未发现它的价值。这一点很难向外人解释清楚。但我总是乐此不疲。”

威利问道：“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呢？”

“老一套。我那时还在大学里读书。我想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学生们曾对这类问题有过一些非常激烈的讨论。革命运动的一位侦察员——我们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安排我去看穷人的生活。我们在火车站碰头，上了一趟慢车的三等车厢，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像是观光客，而我的向导则像是陪同的导游。我们最后来到一个贫穷的村子。真的非常穷。我从没想过我的向导为什么会选这个村子，它是如何被革命运动发现的。当然，村子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那在当时的我看来可是非同小可。也没有什么吃的。我的向导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我听。有个女人说：‘我家里已经三天没生火了。’她的意思是她已经三天没做饭了，她们全家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我非常激动。第一个晚上即将结束的时候，村民们围坐在露天的篝火旁唱起歌来。他们那样做是为了给我们看还是自娱自乐，他们是不是每晚都那样，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我只知道自己迫不及待想要参加革命。当时的革命，三十年前的革命。一切都由向导帮我安排。费了点儿时间。我离开了大学，赶到一个小城，和联络员见了面。他们派我去某个村子。从小城出发走了很久。公路变成了泥路，接着天黑了。正是三月份，天气还算舒服，不太热。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然后我到了那个村子。不算太晚。一看到村子，我首先注意到了大地主的宅子。好大一座宅子，茅草屋顶修葺得整整齐齐。穷人家的屋顶可不会那么整齐，屋檐都是不加整饬的。我的任务就是干掉那个大地主。刚到村子第一天就看到我要杀的那个人的宅子，真是耐人寻味。看见那宅子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有另一种信仰，就会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指引我前进。我接到的指示是杀掉那个大地主。我不会亲自动手。我要找一个农民去干。那就是当时的观念，使农民转变成反抗者，通过他们来发动革命。说来你也许不信，刚看见那宅子，我就看见一个农民在夜色中朝我走来，他刚干完农活，因为某些原因回家晚了。又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他作了自我介绍。我直截了当地说：‘兄弟，晚上好！我是一名革命者。我需要找地方过夜。’他管我叫先生，请我去他家的小屋过夜。我们到了他家后他让我在牛棚过夜。这是典型的革命故事。那个牛棚很糟，不过我如今也见过很多比那更糟糕的牛棚了。我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米饭。喝的水是从一条小溪里打来的。可不是故事书上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的英国小溪。我们是在印度，先生们，那是条浑浊的泥沟。什么东西你都得煮过，好去掉臭烘烘的怪味。我和主人聊起了他的贫困、他的负债，以及他生活的艰难。他似乎很吃惊。接着我就请他去杀掉那个地主。你们也觉得我太沉不住气了吧？我到村里的第一个晚上就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完。那个农民一口拒绝。这让我松了口气，真的。我还不够强硬。要是那个人说：‘先生，你说得对，我早想这么干了。你来看我怎么宰了这个杂种。’说不定我就逃之夭夭了。但他却说，过去的三个月他就靠地主给他钱和吃的过日子。他还说——仿佛是要用他自己的智慧来回报我告诉他的理论——杀了地主就像是杀了会下金蛋的鹅。他的话里尽是类似的格言。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逃走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故事。大多数人会回到城里，坐汽车或者坐火车回家，回到书斋里，或者去和女佣纠缠不清。但是我却坚持下来了。于是你们就在这里见到我了。三十年了，仍然和农民混在一起，向他们灌输那种杀人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