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云端上的巨人（第4/7页）

而罗杰，也许是因为谈生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带着怒气——这在他可不寻常——挑衅似的说道：“我看这瓶子很漂亮。”

银行家说：“是你的了。我把它送给你。”

罗杰说：“带走太麻烦了。”

“一点儿也不麻烦。我会叫人把它包好，送上火车。珀迪塔肯定用得着它。”

第二天下午，用人们果然就那么做了。罗杰最终买下的头等车票终于等到了他所期待的见证人，而他也避开了他最害怕的羞辱。但是，在付小费的时候，他一冲动，给了用人十英镑。

他对威利说：“我坐在车子里一路都在想究竟该给多少小费，为了那个可恶的花瓶惹出来的麻烦。最后我决定给五英镑，但事到临头我又改了主意。这都是因为那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我就这么随他侮辱，他送我那个破瓶子就是想侮辱我，而我过后还费尽心思给他找借口。我对自己说：‘他就像个小孩子。他对现实世界毫无概念。’总有一天，某个毫无顾虑的人会狠狠地羞辱他，然后魔咒就解除了。但是在那之前，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他仍握有权力。”

威利问：“你说，到时候狠狠羞辱他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你？”

“现在看来不会是我。我顾虑太多。我有太多事得靠他。不过到最后，我想我会的。当我父亲躺在医院里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的性格整个儿变了。他原来是非常绅士的一个人，那时候却侮辱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人，侮辱我母亲，我哥哥。侮辱他的每一个生意伙伴。说的话刻薄极了。对每一个人他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死亡将临，他可以这样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对我父亲而言，临死的那一刻是他最真实、最快乐的时刻。但我可不想那样死去。我想要另一种死法。像梵高那样——我在书上读到过——安详地抽着烟斗，同所有人、所有事和解，不记恨任何人。但是梵高有资格浪漫。他有自己的艺术和事业。而我父亲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当中没几个人有。现在，我已经能看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我觉得我父亲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东西。这使死亡成了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他们回到圣约翰树林的房子后，罗杰对珀迪塔说：“彼得送了你一件礼物。”

她激动极了，马上跑去拆那个用人笨手笨脚、马马虎虎（用了很多黏胶带）包起来的包裹，拿出那个难看的大花瓶。

她说：“多漂亮，多精致。我要给彼得写封信。我正好有个地方可以放它。没人会注意到那条裂缝的。”

花瓶在她选的地方放了几天，之后就不见了，也没人再提起它。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罗杰对威利说：“彼得很欣赏你。你知道吗？”

威利回答：“可为什么？我几乎没跟他说什么话。我一直在听你们说话。”

“可能就因为这个。彼得讲过英吉拉·甘地的一个故事。他一向看不起她。他认为她没有什么学识，也不怎么了解其他国家的人。他认为她只会虚张声势。一九七一年孟加拉建国那会儿，他去了一次德里，想设法见到她。他手头有一个项目。她没理他。整整一个星期他就待在旅馆里掰手指头。他气坏了。最后，他遇到英吉拉·甘地身边的一个人，就问他：‘甘地夫人是怎样看人的？’那人回答：‘她的办法很简单。她总是等着看求见她的人想要什么。’毫无疑问彼得学会了这一招。他一直在等着看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可你什么也没提。”

威利说道：“我没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这勾出了他最善良的一面。他后来跟我谈起你，我跟他说了你的一些情况。最后他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和一些大建筑公司有来往。他们办了一本现代建筑方面的高端杂志。这是一种高级的公共关系策略。他们并不公开推销任何公司或者产品。他认为你也许愿意为他们工作。兼职或全职都行。你看着办。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工作绝对可靠。现在是彼得最得意的时候。这本杂志是他的骄傲。”

威利说：“我对建筑一窍不通。”

于是罗杰知道他有兴趣。

他说：“他们为你这样的人开设了培训课程，就像拍卖行开设艺术史课程一样。”

就这样，威利终于在伦敦找到了一份工作，或者说找到了每天早上的去处。或者说得更具体些，找到了暂时离开圣约翰树林的理由。

杂志编辑部位于布卢姆斯伯里的一幢正面平直的窄窄的老楼里。

罗杰说：“它就像是一个典型。”

威利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罗杰说：“以前在好莱坞，电影公司会有一个部门负责搭建一些夸张的外国场景的布景。夸张，而且很俗套，这样观众就能一眼看出这是什么地方。比如拍摄《圣诞颂歌》，如果有人要他们搭一幢狄更斯式的建筑、一间狄更斯式的办公室，他们就会搭一幢和你们那幢楼差不多的楼，再用浓雾把它包裹起来。”

房子不远处就是大英博物馆，可以看见山形墙、圆柱、巨大的广场和又高又尖的黑色铁栅栏。附近还有英国劳工联合会大厦，紧挨着大街，很现代，大约有三四层楼，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墙面被划分成若干长方形，正门上方有一尊展臂欲飞、造型怪异的青铜人像，表现了劳工的威胁或者劳工的胜利，也可能只是表现了劳工或者劳动的观念，但还可能主要表现了雕塑家为这个社会主义题材所做的努力。

威利每天都会经过这尊雕塑。最后他对它视而不见，而在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它让他觉得内疚：他在杂志社的工作实在太过轻松，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完全无事可做。

对于伦敦的这个地区，威利在二十七八年前很熟悉。曾有一阵子回想往事会令他觉得羞耻，如今已经不会了。为他出书的那家出版社位于一个黑色的大广场上。威利原来觉得那幢楼并不显眼。但当他走上正门台阶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它似乎变得宏伟起来了；在那些黑色旧砖的后面，楼内的一切都比他预料的明亮精致。到了楼上，在一间原先可能是大厅的房间里——出版商是这么说的——他被带到高高的窗户前，他俯视着街心广场，出版商叫他想象《名利场》中的马车、仆佣和随从。他为什么要想那些呢？在这个豪华的二楼房间里，想象奴隶贸易兴盛时期商人和经纪人奢靡生活的场面，这样做合适吗？当然，他的确那样做了。不过他还想证明另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名利场》中，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富商想要逼迫自己的儿子娶一位圣基茨来的黑种或黑白混血女继承人。出版商有没有说过，对于那些富人而言金钱超越一切，甚至超越了男人对其血统的责任？然后，他有没有换了一个角度说，富人对于金钱的这种态度使他们在血统上保持了某种纯洁？没有，他没有说过那些话。他一直在批评。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在告诉威利一个民族的秘密。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是不是在说，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应该避开黑白混血的女继承人？在非洲的时候，每次想到自己那本可怜的小书，威利就会仔细思考一回出版商对《名利场》的解读。然后他确定，出版商那样说毫无用意，他不过是想在威利面前摆出一个观点，激起他对富人及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的境遇的一点儿小愤怒而已，所有这些他会在下一位客人走进房间时忘个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