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第2/3页）

他在这一时期的产儿便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他的第二部小说。不过这本书也没有给他打通门路。我记得，这部小说的副本我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份打在黄色纸张上的稿子。我把它送给一些人看，心想这些人一定能促成其付梓，不料他们居然并不欣赏这本小说的文学质量。

在巴黎旅居数年之后，我们去了加拉加斯当记者。加夫列尔仍然在晚上不工作的时候写作。这时候他是在创作《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短篇小说。还是没有人发现，这位在杂志社供职的记者已经很自然地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了。加拉加斯是一座到处是移民的城市，拥有窗明如镜的大楼和水泥高速公路，在这里，任何成就都会牵涉数百万玻利瓦尔，除此之外，它还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来承认不请自来的天才。当然，它对今天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极其慷慨大方，但是想当初，他不过是一个瘦削的、不安分的三十来岁的记者，它甚至连他的存在都不知道。尽管他能写一手非常出色的新闻报道，可是把自己的小说寄去参加各类报纸的评奖活动却一无所获。

后来，到了波哥大，他依然期待着。他还是在晚上写作（现在是写《恶时辰》了）。那时候，他和我两人主持着拉美通讯社分社的工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但该杂志的编辑事先并没有征得作者的同意，也没有付一分钱的稿酬。因为，他们无疑认为，发表一部出版商不屑一顾的稿子已经是一种颇为慷慨的酬谢了。当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当地获得了好评，正如晚些时候《恶时辰》得到的评价一样；后面这部小说以后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赞助的全国文学奖。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微不足道的成绩。这些书的印数很少，给的稿费很低，发行范围也仅仅局限在国内。除了在哥伦比亚，还没有人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何许人。甚至在国内，除了他的一些密友之外，其他人也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尚有价值的地方文学的代表，而远非才华超群的作家。波哥大的上流社会一向以姓氏和衣衫取人，因此绝不忽视他来自外省、来自沿海地区的出身，他那支棱着的头发，他穿的红袜子，也许还有他分不清吃鱼和进甜食时该用什么刀叉的笨拙模样。

有人说得妙：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分不清动词ser和tener。此话真是一针见血。有一天，加夫列尔终于跟他们住进了同样的旅馆，在同样的餐厅里吃龙虾，和他们一样或者说竟比他们更加了解葡萄酒的合适温度，了解奶酪的品类，熟悉纽约、巴黎或伦敦的名胜和娱乐节目了。他们为他敞开大门，讨好地恳请他跟他们一起喝一杯威士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甚至包括这位《百年孤独》的作者一贯左倾的思想以及他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同情态度。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话。当时还并非如此。虽则他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包括墨西哥维拉克鲁斯大学出版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在内，已经有四本了），等待却还得拖好几个年头。加夫列尔由拉美通讯社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派遣，任驻纽约记者。他一如既往：白天当记者，晚上躲在旅馆里搞创作。那年月，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是极其艰难的时期。纽约的古巴流亡者常常打电话威胁他，有时候会提醒他别忘了自己还有老婆孩子，他们可能会遇到麻烦。为了预防任何袭击，加夫列尔在工作时总是准备一根伸手可及的铁棍。在古巴国内，其时正在经历后来所谓的“宗派主义年”。旧的共产党的成员掌握了国家机关的重要位置。这些人对拉美通讯社极感兴趣。社长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是个阿根廷青年，他头脑清醒，为人通达，但竟然跟他们对着干。当他被撤去社长职务时，我们这些跟他一样具有革命热情并反对党内宗派主义的人，都辞职不干了。加夫列尔也是其中之一。

（我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古巴革命进程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转折。但加夫列尔不以为然，我觉得他只把它看作是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一桩意外，并没有使他对古巴政府的同情有所降温；但是，这种同情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无条件的盲从。）

他辞职之后，就在纽约失了业，又没有回去的盘缠。他居然荒唐地（不过这种荒唐他在内心深处却认为是有隐藏的逻辑的，这完全出于他的直觉）决定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墨西哥。他们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全部款项只有一百美金。

他在墨西哥找到的第一件差使是给一家妇女杂志当编辑。那天，他的鞋底快掉了。杂志社老板还是一位知名的电影制片人，约他在一间酒吧见面。他得比他先到后走，免得让人看出他那双皮鞋开了线。过了那么多年，他还处于和当年他写第一部小说时同样的窘境。

我不记得究竟是我去墨西哥旅行时，还是他来我居住的巴兰基亚旅行时，他跟我讲起他又在写一本小说。“它像一支博莱罗舞曲。”他对我说。（博莱罗是一个地道的拉丁美洲音乐术语，它表面上似乎十分伤感，但实际上又很俏皮，极其幽默，是一种“你不能对它过于认真”的东西；看样子，只有我们拉丁美洲人才能领会它的确切含义，就跟领会博尔赫斯所使用的形容词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一面说，一面把手指放在桌上，然后让手指在桌子中间爬了几下，“我搞创作一直走的是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没有冒什么风险。可我现在觉得，我得沿着边缘走一走了。”说着，他把手指沿着桌边向前爬了几下，一面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你想想：书中一个人物挨了一枪，死了，他的血流过全镇，一直流到他母亲那儿。全书通篇如此，处于优美或造作的边缘。它像一支博莱罗舞曲。”接着，他又补充说：“我要么因此而一举成名，要么头破血流。”

显然，他跟我谈的就是《百年孤独》。此书脱稿后不久，我就读了原稿。之后，我给他写了个字条，对他说，毫无疑问，他已经成功。我立即收到他一封回信。“读罢来信，我今天晚上能睡一个安稳觉了。《百年孤独》的难处，并不在于把它写出来，而是要饮下对此书感兴趣的朋友们在阅读后倒的苦酒。幸而他们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我认为，南美出版社的意见是这种反应的最好概括：此书合同规定初版一万册，过了半个月，专家们看了校样之后又将印数增加了一倍。”

是啊，起始于十五年之前——当初写《枯枝败叶》，他天天直写到破晓——的那个漫长的等待时期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