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袭面包店（第3/4页）

“和你一起生活才半个月，可我一直感觉身边有某种紧箍咒存在。”她紧紧盯着我的脸，左右两手在桌面上交叉着。“当然，在听你讲起之前我搞不清那就是紧箍咒，但现在已经清楚了。你是在被诅咒。”

“你觉得那紧箍咒是怎么一种东西？”我问。

“好像是多年没洗过的挂满灰尘的窗帘从天花板上直垂下来似的。”

“那不是紧箍咒，大概是我本人。”我笑道。

她没有笑。

“不是，我清楚得很，不是的。”

“假如像你说的，果真是紧箍咒的话，”我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再抢一次面包店，而且立即行动。”她斩钉截铁，“此外别无解除紧箍咒的方法。”

“立即行动？”我反问。

“嗯，立即，趁这一饥饿感还在持续。没如愿的事马上让它如愿。”

“可这深更半夜面包店会营业吗？”

“找就是。”妻子说，“东京城这么大，一两家通宵开门的面包店肯定能有的。”

我和妻子驾驶半新不旧的丰田车，在凌晨两点半的东京街头转来转去，希望找出一家面包店来。我握着方向盘，妻子坐在助手席上，将肉食鸟一般锐利的视线扫向道路两侧。一挺雷明顿自动火药枪如同一条僵挺而细长的鱼躺在后座上。妻子身披风衣，备用铅弹在衣袋里哗啦哗啦地发出干涩的响声，车头小隔箱里放着两枚滑雪面罩。至于妻子何以有火药枪，我却忖度不出。面罩也是如此，我也罢她也罢从来未曾滑过什么雪。而她对此没有一一解释，我也没有质问，只是觉得婚姻生活总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问题是，尽管这套装备可谓精良之至，但我们到底未能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我们沿着晚间空荡荡的公路，从代代木开到新宿，又驱车转到四谷、赤坂、青山、广尾、六本木、代官山、涩谷。深夜的东京，各色人等和各类店铺自是见到不少，唯独面包店却踪影全无，深更半夜里人家根本就不烤面包。

路上，我们两次碰上了警察的巡逻车。一辆在路旁一动不动地俯身停住，另一辆以较为缓慢的速度从背后追过我们。每当这时，我的腋下便沁出汗来。妻子则对此不屑一顾，只是全神贯注地搜寻面包店的所在。每次她改变身体角度，口袋里的铅弹便发出枕芯中芥麦壳一样的声音。

“死了这份心算了！”我说，“这么晚哪里会有面包店开门！干这种事还是要事先侦查好才……”

“停！”妻子突然叫了一声。

我赶紧踩住车闸。

“就在这里。”她用沉静的语调说道。

我手搭方向盘，环视四周，并没发现俨然如面包店的存在。路两侧的商店全都下着黑乎乎的卷帘门，静悄悄地不闻一点声息。理发店的招牌仿佛斜眼看人的假眼，在夜色中冷冰冰地闪闪烁烁。二百米开外的前方，只见有一块写有“麦当劳汉堡包”字样的明晃晃的招牌。

“哪里有什么面包店！”我说。

妻子却一声不响地打开小隔箱，掏出一卷胶布，拿在手中下了车，我推开另一侧的车门跨出车。妻子在车头处弓身蹲下，把胶布按一定的长度剪好，贴在车号牌上，使人无法看出车牌号码，继而绕去车尾，把那里的号码牌同样掩住，其动作十分娴熟。我木木地伫立不动，注视着她作业的情景。

“就搞那家汉堡包店。”妻子说。那口气简直就像报告晚餐菜谱一般轻松之至。

“汉堡包店不是面包店。”我指出。

“一路货色。”妻子说着，折回车中。“有时是需要折衷的，反正开到汉堡包店前面就是。”

于是我只好把车前开两百米，到汉堡包店停车场刹住。场内只有一辆光闪闪的红色蓝鸟牌。妻子把裹在毛毯里的火药枪朝我伸来。

“没打过这东西，也不想打。”我抗议道。

“用不着打，拿着就行。谁也不会反抗的。”妻子说，“好吗？就照我说的来办。先大模大样地走进店去，店员一说欢迎光临，就迅速蒙上面罩。明白？”

“明白固然明白……”

“接着你就把枪口对准店员，把所有店员和顾客都集中一处，可要干得干净利落。其余的只管交给我。”

“可是……”

“你看汉堡包需要多少？”她问我，“三十个该差不多吧？”

“大概，”说罢，我叹了口气，接过火药枪，略微打开毛毯看了看。枪重得同砂袋无异，在夜色中闪着黑漆漆的幽光。

“真有如此操办的必要不成？”我询问道，半是对她，半是对我本身。

“毫无疑问。”她说。

“欢迎光临！”柜台里一个头戴麦当劳帽的女孩儿浮起麦当劳式的微笑向我致意。我原本以为女孩断不至于在深夜营业的麦当劳做工，因此一瞥见那女孩，刹那间脑袋便乱了章法。但我还是马上清理好思路，把面罩严严实实地套在头上。

柜台的女孩儿眼见我们突然蒙起面罩，顿时目瞪口呆。

针对如此情况的接待方式，“麦当劳待客规则”里绝对不会提及。女孩儿似乎还想重复一句“欢迎光临”，但一时张口结舌，终未吐出。尽管如此，仍然不失待客用的微笑，只是那微笑宛如初三晓月一样摇摇欲坠地挂在嘴角。

我尽可能动作麻利地抖开毛毯，亮出枪身，对准顾客席。结果只有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而且还俯在塑料桌上酣然大睡。桌面上放着他们的两个头和两只草莓果羹杯子，活像超前派艺术品似的排列得井然有序。两人睡得和昏死差不多，看来即使把他们搁置一旁不管也不至于给我们的作业带来任何妨碍，于是我把枪口转向柜台。

麦当劳的从业人员共有三人。一个柜台里的女孩，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气色欠佳的椭圆脸店长，烹调室里一个几乎令人感觉不出任何表情的形同影子似的学生临时工。这三人聚在收款机跟前，用观看印加水井的游客似的眼神死盯着我端起的枪口。没有人大嚎大叫，也没有人飞扑上前。枪重得要命，我便把枪身托在收款机上，手指依然扣着扳机。

“给钱。”店长声音嘶哑地说，“十一点时交过一次，没那么多，有多少请拿多少好了。已经保了险，无所谓的。”

“把正面的卷帘门放下，关掉招牌灯。”妻子说。

“请等等，”店长说，“那不好办。随便关店，会追究我的责任。”

妻子把刚才的命令不紧不慢地又重复一遍。

“还是按她说的办吧。”我见店长显得相当困惑，便好意地劝他。

店长比较似的来回看了看收款机上的枪口和妻子的面孔，稍顷决定妥协，熄掉招牌灯，按一下电钮开关，把正面门口的卷帘落下。我一直保持警惕，防止他趁忙乱之际按动紧急报警装置之类的电钮。好在麦当劳汉堡包小店里似乎并无报警装置，恐怕谁也不会料到汉堡包店会遭受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