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对嘴
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倒像是一曲激情与爱的赞歌，但伊琳娜和深深被打动了的多利宁已快步移向出口。春天的夜晚吸引着他们，弥漫在他们之间的神秘气息吸引着他们。两颗心宛如同一颗心在跳动。
“把你衣帽间的票给我。”多利宁说。 （删去）
“拜托，让我去取你的帽子和风衣。” （删去）
“拜托，”多利宁说，“让我去取你的东西。” （在“你的”和“东西”之间插入“还有我的”）
多利宁走向衣帽间，出示了他的小票之后 （改为“出示了两张小票”）——
写到这里，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陷入了沉思。在这里磨磨蹭蹭不好，实在不好。刚刚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高潮：孤独年老的多利宁与一个陌生姑娘之间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那姑娘身穿黑衣，恰巧和他共用一个包厢，于是二人决定逃离剧院，远远离开那些女装和军服。作者臆想在剧院外的某个地方有个库佩钦斯基或者察斯基公园，那里花香虫鸣，陡壁林立，繁星满天。作者急不可耐地要将他的男女主角置于这星光灿烂的夜空之下。可是衣服总归得取，这就有伤情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重读了自己写的东西，鼓起脸颊，盯着水晶镇纸，最终决定牺牲情趣，据实而写。但这样写并不简单。他的所学局限于抒情，描写自然、抒发情感那是得心应手，但要写日常琐事，就觉得困难重重。比如如何开门关门，如何在来人众多的屋子里握手寒暄，一两个人如何向很多人打招呼等。还有更麻烦的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起代词来老是指向不清。比如用“她”这个代词，该词用法很逗，在同一个句子中既可以指女主角，又可以指女主角的母亲或姐妹。所以为了避免重复一个名字，就经常要写成“那位女士”或者“她的对话者”，尽管前后并没有出现对话。对他来说，写作是一场与日常用品之间的不平等竞赛。奢侈品写起来好像容易得多，但即使是奢侈品也时不时起来造反，让他卡壳，弄得他无法自由行动——这会儿，好容易写完了更衣室的忙乱，又马上要写手握一支精致手杖的男主角。写了手杖闪闪发亮的丰满圆头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由衷地开心，可是，唉，他没有料到，下面就要写多利宁双手摸着年轻姑娘柔软的身躯，要抱着伊琳娜蹚过一条春天的小溪，这时拿这么贵重的手杖怎么办。对这东西只字不提也不妥，真是难死人了。
多利宁也就是“有点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很快就五十五岁了。多利宁“极为富有”，但他的生财之道如何，没有详细交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营着一家浴室装修公司（顺便说一下，正是那一年，有几家地下车站墙壁开裂，公司受委任用瓷砖补墙），收入颇丰。多利宁住在俄罗斯——很可能是俄罗斯南部——在大革命很久之前初遇伊琳娜。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住在柏林，于一九二○年携妻带子移民过来。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很长了，但成果不多。为一个当地商人写过讣告，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一九一○）上，那位商人因其自由主义观点而闻名一时。还写过两首诗，同样刊载于该报（一九一四年四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再就是出版了一本书，内容还是那篇讣告和那两首诗——当时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出一本这样的书算是很不错了。最后，刚到柏林时，他写了一篇小文章《跋山涉水的旅行者》，刊载在芝加哥出版的一份简陋的流亡日报上。不过那份报纸很快如烟雾一般消失了，投向其他报刊的既没有退稿，也没有回音。接下来的两年中创作沉寂下来：妻子患病去世，通货膨胀，生意千头万绪。他儿子在柏林上完高中，进入了弗莱堡大学。如今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开始步入老年，这个生意兴隆但总体上又十分孤独的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当作家了。那渴望极为强烈——唉，不为名声，只为引起读者的热心关注——于是他决心放手去做，写一部长篇小说，并自费出版。
小说中的男主角是心情沉重、悲观厌世的多利宁，听到了新生活的号角（就在衣帽间几乎决定命运的一停之后），陪伴着他那位年轻的伴侣走进了四月之夜，写到这里小说的题目已经有了，就叫《嘴对嘴》。多利宁让伊琳娜搬进他的公寓，不过到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事情。他心中所愿是她自动来到他的床前，冲他喊道：
“接受我吧，接受我的童贞，接受我的痛苦。你的孤独就是我的孤独，不论你的爱是长是短，我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春光明媚，召唤着我们莫辜负大好青春。天空和苍穹展现出神圣的美，我爱你。”
“极富感染力的一段，”尤夫拉茨基说，“我敢说爱得坚如磐石。很有感染力！”
“这不无聊吗？”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翻过角质架眼镜看了一眼，说道，“无聊不？实话实说。”
“我觉得他会糟蹋了她。”尤夫拉茨基沉思道。
“Mimo, chitatel, mimo（错了，读者，你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答道（误用了屠格涅夫的话）。他自鸣得意地笑笑，把手稿甩甩放下，盘起两条肥腿，这样坐更舒适一些，然后接着往下读。
他把小说一点一点地读给尤夫拉茨基听，慢得就像创作时写的速度一样。尤夫拉茨基是在一次慈善募捐音乐会上偶然遇到的，当时是个流亡记者，说是“有名有姓”，其实有十来个笔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原来认识的人都是德国产业圈子里的人，但现在他参加流亡人士的会议，听讲座，看业余戏剧，还学着以文会友。他和尤夫拉茨基尤其投缘，觉得他的见解条条新鲜，虽说尤夫拉茨基的见解不过是我们都熟悉的时下话题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邀请他，两人一起喝白兰地，谈论俄国文学。准确点讲，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谈论，请来的客人只是如饥似渴地听，零零星星捡点笑料，以后用来款待自己的朋友。说来也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的见解分量不轻。他说起普希金来头头是道，但他对普希金的了解主要来自三四部歌剧，倒对普希金有个总体把握，发现他“庄严平静，无法打动读者”。他对当前的诗歌情况了解甚少，只记得两首诗，都是有政治倾向的。一首是维恩伯格（一八三○至一九○八）写的《大海》，还有斯基塔列茨（也就是斯捷潘·彼得洛夫，生于一八六八年）写的著名诗行，尾韵用“dangled”（上绞架）和“entangled”（卷入革命阴谋）相押。难道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喜欢拿“颓废派”打趣逗乐？对了，他喜欢，但必须指出，他倒是坦承他不懂诗。不过他爱谈论俄国小说。他尊敬卢戈沃伊（二十世纪初一位二流的乡土作家），欣赏柯罗连科，认为阿尔奇巴舍夫(1) 会使年轻读者堕落。说到现代流亡作家写的小说，他总是信手一挥，打个俄罗斯“百无一用”的手势，连说“枯燥，枯燥”，听得尤夫拉茨基心醉神迷，如痴如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