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摧毁的暴君

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声望也越来越高,在我的想象里,希望施加给他的惩罚也越来越厉害才好。因此,我起初满足于通过选举打败他,平息民怨。后来我已经改为监禁他,再后来就是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平坦海岛上。岛上只长着一棵棕榈树,像一个黑色的星号,指引他进入地狱的无底深渊,在那里受尽孤独、耻辱和绝望的折磨。最后到如今,他只有一死我才能解恨。

他的上升用曲线图表示,一目了然。可以看出他的追随者在逐渐增多,开始还是个小数目,后来渐渐变大,再后来就是个天文数字了。我对他的仇恨也逐渐增强,一开始仇恨的胳膊是抱起来的,就和他画像上的姿势一样。后来仇恨在我灵魂的天地中央不祥地膨胀,直到充满了我的整个灵魂,只在边缘留下一道窄窄的弧光(不像殉道的光环,更像疯狂的光晕),不过我预见到这一点点弧光也将彻底消失。

他的首批画像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商店橱窗里,出现在海报上——在我们这个伤痕累累、哭泣、流血的国家里,他的画像越来越多——看上去比较模糊,当时我还不确定我的仇恨最终会变成要他性命。有些情况是人都会遇上的,比如他有可能失败,有可能精神崩溃,有可能生病,那么天知道他那些画像隐隐透出的都是些什么信息呢。比如他随意摆出的各种尚未规范的姿势,再比如经典表情成形前的犹疑目光。不过一点一点地,他的面容固定起来了:在官方肖像照片中,他的脸颊和颧骨增添了神圣的光泽,涂上了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橄榄油,刷上了完美杰作的清漆。看着这样的照片,不可能想象擤鼻涕,或是手指头伸进嘴里把塞在烂牙后面的饭粒挖出来之类的事。经过多种试验后,达到了神圣化的整齐划一,确立了他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目光:冷静,不带光彩,既不睿智也不残忍,但不知为何阴森恐怖,令人难以忍受。确立下来的还有他结实多肉的下巴,青铜色的两颊。有一个特征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漫画家的共同财产,而且大家处理时几乎是自动用了相似的技法——画一道横跨他整个额头的粗大皱纹——那是思想厚实的积淀,不是思想的伤疤。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脸上抹了各种各样的专用香脂,否则的话,我就不能理解那金属般的质感是哪来的。因为我认识那张脸曾经的样子:病恹恹地浮肿着,刮得也不干净,转头时能听见胡茬子刮擦脏硬领的声音。还有眼镜——他年轻时戴的眼镜到哪儿去了?

我不但从没有被政治迷惑过,而且连一篇社论也没读过,哪怕是党代会上一篇小小的报告。社会学的问题从来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至今我也无法想象自己参与一项阴谋,或者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与紧张而严肃的政治狂热者们一起就最近的发展形势讨论斗争方案。我一点不在乎全人类的利益;我不但不相信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是对的,而且倾向于重新审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人都吃不饱、上不起学的情况下,还要为之奋斗到底合适不合适。我进一步了解到,我那正被他奴役着的祖国,在遥远的将来注定要经历许多其他动乱。这些未来的动乱与这位 暴君的行为并无关系,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受死。

从前的神都是尘世人形,穿着紫罗兰色的衣服,强健的脚上穿着一尘不染的便鞋,走起路来端庄有力,看上去就像是地里干活的人,或山上的牧羊人。他们的神性并没有因此减少分毫,相反,他们呈现出的凡人魅力正是他们神灵本质的有力证明。但是一个狭隘、粗俗、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初看之下是个三流的狂热分子,实际上是一个顽固、野蛮、阴沉的俗人,怀着病态的野心,这种人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会让人觉得太对不住神了。要我相信他与此事无关,那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让他坐上这个钢筋混凝土宝座并坐得安稳的原因是我的祖国中了邪,偏爱动物学、动物国(1) 一类的黑暗思想;这黑暗思想经过演变,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思想是死的,人是活的;思想只管配斧柄,人却装好斧头,随意使用。

那么让我再说一遍,我不擅长区分什么事情对国家有利,什么事情对国家不利,也不善探究国家为什么像鹅身上滴水一般在滴血。在所有人和所有事之间,我只关心一件,那就是我的病痛,我的困扰,同时还是不知为何只属于我、并只有我自己要独自判断的一件事。从我年幼时起——我现在已不再年轻——人性之恶就令我震惊,觉得厌恶,难以忍受,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需要马上制止之,清除之。另一方面,我很难发现人性之善,就是注意到了,我也总是觉得这不过是正常的、不可或缺的情形,本该如此,不可剥夺,如同能够呼吸就暗示着活着这一事实。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养成了一点天分,对人性之恶极度敏锐,不过我对人性之善的看法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原以为善念人人生而有之,这也造成了我对它视而不见,其实远非如此,在需要之时它并不总是伸手可及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过着艰难孤独的生活,总是缺钱,住在破旧公寓里的原因。但我始终隐隐觉得,我真正的家就在街道拐角一带等着我,当我处理完生活中忙忙乱乱的上千件假想的事情后,就可以马上进入家门。仁慈的上帝啊,我多么痛恨古板无趣的心灵!一个好心人,我偶然发现他有点可笑之处,如吝啬,或是慕富,我就会很不公道地看待他。如今我看人性之恶,不再像随便从哪个人身上就能获取的那么稀薄,而是一种高度浓缩、未经稀释、满满地装在一个大瓶里密封起来的恶。

他把我的百花绚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菜园。菜园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萝卜、卷心菜和甜菜。如此一来,这个民族的所有激情被降低到良田蔬菜大丰收上。菜园挨着一个工厂,于是背景中总是伴有一台火车头在运转。市郊的天空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切在想象中都与绝望的景象相联系:一道篱笆,蓟草中一只生锈的罐头盒,破碎的玻璃,排泄物,脚下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我的国家目前的模样。一副极度沮丧的模样,可是沮丧在这里很受欢迎。他 抛出了一个口号(陷入了愚蠢的垃圾坑)——“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这个口号被傻瓜们重复着,似乎这是人类幸福至高无上的表达。他从最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了点冒牌格言,想转手塞给我们,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塞给我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要求我们把思考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虚假的智慧上,更是建立在虚假智慧摇晃不稳的碎石堆上。然而,对我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不在这里。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即使奴役了我们的思想是极其优秀的、精美的,提神醒脑,滋润人心,自始至终充满阳光,但只要这思想是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就仍然是奴役。不对,现在的关键是,随着他的权力增长,我开始注意到国民的义务,还有告诫、规章、法令以及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压力,都越来越像他这个人了,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与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经历细节有必然联系。于是在这些告诫和法令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就像章鱼通过触角重塑自己一般——深知他那种人格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他的模样。立法开始荒唐地表现出像他的倾向,像他的步态,像他的姿势。蔬菜商开始储备大量的黄瓜,原来他年轻时就非常爱吃黄瓜。学校的课程里如今也有了吉卜赛摔跤,原来二十五年前,他就在地板上跟我弟弟练这种摔跤,很少会兴致不高。报纸上的文章和谄媚作家写的小说风格突变,故作高雅(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编造出来的语句都是用个别的关键词再说一遍,都是同样的官样文章)。那种语言看似很有力量,实则是思想虚弱,还有所有其他的矫揉造作的文风,都带有他的特点。很快我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 就是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