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曾是在阿勒颇……”(1)

亲爱的弗——这封信除了别的事情外，主要是要告诉你，我终于到了这里，到了这个国家。在老家，看过多少夕阳都是朝这个国家的方向落下去的。刚来此地见到的人里有一位是我们的昔日好友格列布·亚历山德洛维奇·盖科，当时他正愁眉苦脸地穿过哥伦布大街，想找一个我们三人再也无缘重访的那种街头小咖啡馆。他似乎认为，你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归是背叛了我们的民族文学。他给了我你的地址，颇为不满地摇着他花白的头，仿佛你不配得到我的来信似的。

我要给你讲个故事。这故事让我想起了——我是说这故事一讲好像会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刚开始写诗的岁月，那些乳臭未干、充满泡沫般空想的诗，所有的东西，一朵玫瑰、一个水坑、一扇亮灯的窗子，都在向我们呼喊：“我是韵脚！”不错，写诗是个极其有用的领域。我们嬉戏，我们死去：“ig”韵，“umi”韵。(2) 俄语动词响亮的灵魂使树枝的胡摇乱摆有了意义，也使没有尽头的防波堤上随风乱飘的那张废报纸有了意义。曾记得那张废报纸滑行一阵，停下来，又刷刷滑行一阵，像没有翅膀的东西扑腾着要飞一般。不过此刻我可不是诗人。我到你这里来，就像造访契诃夫的那位女士，滔滔不绝，巴不得让作家把她描写一番。(3)

我结婚了——结婚的时间嘛，让我想想看，大约是在你离开法国一个月后，温文尔雅的德国人轰然拥入巴黎之前一两周。虽然我能提供婚姻的证明文件，但现在我十分肯定，我的妻子压根不曾存在。你也许会从别的渠道获悉她的名字，但那也无关紧要：只是个幻想出来的名字。所以我现在说起她，能做到淡然处之，就像在说一个故事中的人物一般（准确点说，是你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

我和她与其说是一见钟情，不如说是一触钟情，因为我先前已和她见过几面，却没有体验到任何特殊的情绪。不过有一晚，我送她回家，她说了几句极其精妙的话，惹得我笑弯了腰，也轻轻地吻了她的头发——当然我们都知道那种盲目的冲动，如同在一间人去楼空的屋子地板上拾起一个人家不要了的小玩偶。深陷在这种盲目冲动中的士兵是什么都听不见的，对他来说，那一阵冲动就是有生以来聚在他生命昏暗中心的一点微弱的亮光一下子来了个没有声响、没有边际的狂喜大爆炸。其实我们为何常用升天之类的话来说死亡呢，原因在于举目可见的苍穹就是我们内心无声大爆炸的象征，我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它的永恒存在——尤其是夜里，在我们灯火管制的巴黎，伊克赛尔芒大道上一道道拱门面目憔悴，无人的公共厕所里发出的水声汩汩不绝于耳的时刻。

然而我无法看清她。她至今仍像我最好的一首诗那样朦朦胧胧——就是你在《文学札记》上好好笑话过一场的那首。每当我想象她的模样时，我必须集中心思细想她有汗毛的小臂上的那个褐色胎记，就像读一句看不懂的句子时必须全神贯注地盯着一个标点符号。也许，她要是妆化得浓一些，或者化得勤一些，我今天还有可能想象出她的模样，要么至少能想起她又干又热的红唇上细细的横纹。可我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尽管那双红唇捉摸不定的触觉我至今仍然感觉得到，在我的理智盲目迷乱之时，在呜呜咽咽的梦中。在梦中，她和我穿过伤心的迷雾，笨手笨脚地要拉住对方；我看不见她眼睛的颜色，因为她满眶的泪水淹没了眼眸，闪动着没有颜色的光泽。

她比我年轻得多——虽不像曼妙裸肩、长串耳环的娜塔丽亚和黑黝黝的普希金相差那么多岁，但仍有一定的差距，足以产生那种旧式的浪漫情怀。那情怀使我们乐于模仿一位旷世奇才的命运。即使模仿不了他的诗句，总可以模仿他的嫉妒，模仿他遭受的侮辱，模仿他眼看着她孔雀翎扇后一双杏眼转向一头金发的凯西奥(4) 时尖刀剜心一般的痛苦。我的诗她倒还喜欢。别的人一见诗超过了十四行诗的长度就会哈欠连连，她却很少这样。如果说她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个幻影，那么我在她心目中恐怕也是如此。我以为她爱的只是我诗歌的朦胧感，后来她在这层朦胧面纱上戳了一个洞，看见了一张并不惹人喜爱的陌生脸孔。

你也知道，当时我一度筹划，要以你为榜样，来个幸运出逃。她同我谈过她的一位叔父，据她说住在纽约。他曾在一所南方大学教过骑术，娶了个有钱的美国女人，借此发了迹，两人有个未成年的女儿，天生耳聋。她说她早把他们的地址丢了，但一两天后地址又奇迹般地被找到了。我们写了一封言辞生动的信，结果石沉大海。这也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从芝加哥的洛姆琴科教授那里得到可靠的担保书，只是我还没来得及开始办理手续以取得必要的文件，德国人就打进来了。那时我就料到，如果我们在巴黎继续住下去，迟早会有某个乐于助人的同胞向有关当局指出，在我写的书中，某一本的不少段落都表达了我的看法：德国因其罪孽深重，注定成为全世界永远的笑柄。

于是我们开始了多灾多难的蜜月。在《出埃及记》一般的流民潮中挤压颠簸，等候不知什么时候到、也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穿过像陈旧的舞台背景那样景象萧条的城镇，永远活在疲惫不堪的暮色之中：我们就这样流亡。流亡越久，我们便越清楚地感到，驱赶着我们的，不光是一个穿着长靴、挎着佩剑、拥有各色推进式垃圾的蠢人——他只是一个象征，还有更为可怕的、不可捉摸的事情，一种无时不在的、没有模样的恐怖，如庞然大物，不知来自何时何处，至今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即使在这里，在这城市中心公园绿色的空旷中，仍然摆脱不了那种恐怖。

唉，这么一个蜜月，她倒是勇敢地忍受下来了——还有点晕乎乎的高兴。不过有一次，在一节富有同情氛围的车厢里，她突然抽泣起来。“狗，”她说，“我们留下的那条狗。我忘不了那可怜的狗。”她是实实在在地伤心，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从来没养过狗。“我知道，”她说，“可是我刚才想象着我们当初买下了那条猎狗。想想看，它现在就在一扇紧锁的大门后面哀号。”可是我们也从来没商量过要买什么猎狗。

我也不想忘掉某段公路上的那一家难民（两个女人，一个小孩），他们的老父亲，要么是祖父，半路上死了。天空中黑色和肉色的云混在一起翻滚，远处云雾笼罩的山顶上落下一缕难看的残阳。死人仰面躺在一株落满灰尘的梧桐树下，两个女人靠一根棍子和两双手，拼命要在路边挖出一个坟来。可是路边的土太硬，她们实在挖不动了，就并排坐在贫血的罂粟花丛中，稍微离开那具尸体和那把翘起来的胡须。但那小孩还仍然又挖又刮又刨，直到他翻开一块扁平的石头，一时间忘掉他庄严劳动的目的，蹲下身来，伸展开又细又长的脖子，仿佛要把颈上每根椎骨全让行刑的刽子手看个明白。原来他发现了成千上万的褐色小蚂蚁，便又惊又喜地仔细观察起来。只见蚂蚁拥拥挤挤，蜿蜿蜒蜒，聚聚散散，向各处安全地带爬去，去了嘉德省，去了奥德省，去了德罗姆省，去了瓦尔省，去了比利牛斯——大西洋省——而我们只在波城(5) 略作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