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理制片人

一

什么意思？唉，只因生活往往不过如此——一个助理制片人而已。今晚我们就去看电影。回到三十年代，再往前回到二十年代。拐过街角，到老欧洲电影院。她是位著名歌星。不唱歌剧，就连《乡村骑士》也不唱，不唱那类东西。“斯拉夫斯卡”——这是法国人给她起的名。风格：十分之一的茨冈人，七分之一的俄国村姑（她原来的出身），九分之五的通俗流行——我所谓的通俗流行，是一种大杂烩，既有编造的民间故事，也有军事情节剧，还有官方爱国宣传。剩下不多的一点空白，似乎足以用来代表她奇妙歌喉的实质华彩。

她的这种风格来自俄罗斯的最中心地带，那地方从地理上看至少是俄罗斯的中心。渐渐传到了大城市，像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也传到了沙皇周围，沙皇圈子对这种风格特别欣赏。费奥多·夏里亚平(1) 的更衣室里挂着一张她的照片：俄罗斯风格的珍珠头饰，一手托腮，丰满的唇间牙齿闪亮，一行笨拙潦草的大字横穿照片，写的是“费兄留念”。大家排起了长队，等售票房开门，片片雪花在花边融化之前展现出复杂的对称性，轻轻地落在排队人的肩上，衣袖上，胡须上，帽子上。直至去世，她始终把沙皇皇后给她的一块特殊奖牌和一枚硕大的胸针奉为至宝，超过所有东西——也许是假装如此。这两样东西来自一家财源广进的珠宝店，这家店生意兴隆靠的是逢年过节向沙皇夫妇呈献某样标志着沙俄大帝国的礼品（价值一年高过一年）。要么是一大块紫水晶，顶上搁着一辆镶满红宝石的青铜三驾马车，宛如诺亚方舟搁浅在亚拉腊山上；要么是一个西瓜大小的水晶球，上面立着一只金鹰，嵌着方钻的鹰眼酷似拉斯普廷的双眼（多年之后，一些象征意义弱一点的同类礼品被苏联政府当作自己艺术繁荣的样品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假如当年的形势就如当时那样发展下去，她今晚可能依然在某个有中央暖气系统的贵族厅演唱，或在皇村演唱，我则会在草原之母西伯利亚的某个僻远角落关掉她的广播歌声。然而命运拐错了弯。革命一爆发，“红白战争”接踵而至，她狡黠的农家头脑便选择了比较实际的党派。

电影上助理制片人的名字淡出后，可以看到鬼魅一般的哥萨克人骑在鬼魅一般的马上冲锋而来，鬼魅一般地多。然后出现了衣着整洁的戈卢布科夫将军，正用一副歌剧望远镜懒懒地查看战场。想当年电影和我们都还年轻，我们通常看到的正是被视线整整齐齐框在两个圆圈里的东西。如今不是这样的了。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戈卢布科夫将军，全身的懒散突然消失，飞身上马，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背上高耸入云地闪现了一下，然后火箭一般冲入疯狂的厮杀中去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艺术光谱中的红外线：没有机关枪答答答的反射，远方却传来了女人的歌声。歌声越来越近，最终盖过了所有声音。美妙的女低音扩展成音乐指导在他资料中找得到的任何俄罗斯风格的曲调。是谁在带领这支红外线里的红军？原来是个女人。那支训练有素的独特部队里有个唱歌的幽灵。她一马当先，踏着苜蓿草，高唱着她那首“伏尔加——伏尔加”的歌。衣冠楚楚而又英勇无畏的戈卢布科夫居高临下（现在我们知道他刚才望见什么了），虽然身受几处伤，仍能将她一把掳上马来。她性感迷人地挣扎着，被远远带走了。

说也奇怪，这么个滥剧本也居然真的上演了。我本人就至少认识两名目击此事的可靠证人。历史的哨兵也毫不盘查，就将它顺利放行。不久我们便发现，她以黝黑丰满的美貌和狂野的歌曲让军官俱乐部为之疯狂。她是个多情的美女(2) ，身上有股那个无情的绿妖女路易丝·冯·伦茨所缺乏的冲击力。自从她在戈卢布科夫将军大营中神奇地出现后，白军便全面败退。也正是因为有了她，败退才变得甜蜜。我们瞥见阴沉的一瞬，是渡鸦，还是乌鸦，反正是见得着的鸟，在暮色中盘旋，缓缓降落在一片尸体横陈的平原上，大概在文图拉县什么地方。一名白军士兵死去的手中仍握着一枚胸坠，上面有他母亲的脸。附近一名红军士兵碎裂的胸膛上躺着一封家书，同样一个老太太闪现在已经模糊的字里行间。

接着，以惯用的对比方式，强烈的音乐和歌声“啪”地爆发出来，配着拍手打出的音乐节拍，穿着靴子的脚也踏着节拍，我们看见戈卢布科夫将军的手下正在狂欢作乐——一名体态柔软的格鲁吉亚人拿着一柄匕首跳舞，铜茶壶上自觉地映出一张张扭曲的脸。斯拉夫斯卡头往后仰，发出嘶哑的笑声，部队中的那个胖子已喝得昏了头，松开了紧扣的衣领，噘起油腻的嘴唇，想来一个野蛮的吻。他一弯腰扑向桌子对面（镜头一个特写，一只翻倒的玻璃杯），要抱住什么——却扑了个空，原来精瘦的戈卢布科夫将军异常清醒，已经巧妙地将她拉到一边。这时他二人站在大伙面前，他用冷静清晰的声调宣布：“先生们，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娘”——接下来大家惊得鸦雀无声，外面一颗流弹碰巧击碎了青色黎明的窗玻璃，屋里这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向这对魅力无限的新人道贺。

毫无疑问，她被掳一事，不完全是桩偶然事件。制片厂是严禁非决定论的。更无疑问的是，大逃亡一开始，他们和大家一样，经西鲁克兹街到莫茨街，再到伏吉拉尔街，(3) 一路上将军和他的夫人已经形成了同一个团队，同一首歌，同一个密码。自然而然，他成了“白盟”（白军战士联盟）的一员干将，四处奔走，为俄罗斯小伙组织军事课程，安排慰问音乐会，寻找兵营安置穷人，排解当地纠纷，而且做了这么多好事却不出风头。我以为这么做在某些方面是有用的。说来不巧，那个“白盟”为了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始终不能与海外的保皇党划清界线，也不能像流亡的知识分子那样体会到那些荒唐而邪恶的组织中存在着可怕的暴力倾向，希特勒主义盛行。每当美国人出于好意问我认不认识迷人的某某上校，或显赫的奇科夫斯基老伯爵时，我总不忍心告诉他们阴暗的事实真相。

不过和“白盟”有关的还有另一类人。我想到的是那些喜欢冒险的人，他们用别的方式帮助这事业。他们穿过白雪覆盖的冷杉森林，跨越边界，利用昔日社会革命派独特设计的各种伪装在故国大地上游荡，然后把一些有用的、凡是间谍都要给老板带回来一些的小道消息带回到巴黎那家叫“啊，面包圈”的小咖啡馆，或是带到柏林那家没有专门名字的Kneipe(4) 。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和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纠缠起来，难分难解，你要是从背后轻拍一下他们的肩头，他们会可笑地跳起来。倒是有不多几个是觉得好玩而去做探子的。也有一两个也许真的相信他们是在用某种神秘的方式为重建过去做准备，一种神圣的、略带霉味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