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5/7页）

行了，眼下乔治的事已定，她没有责怪任何人，照常做自己的家务，劳希奶奶则加快速度来实现她的计划。她亲自去杂货店，给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打电话。单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自从那个寒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她扭伤脚踝之后，下了雪她就几乎不上街。她说，上了年纪的人，常常因断了骨头不能接合，成年累月地吃尽苦头。而且，哪怕是走一个街区，她也决不会穿着居家的便服出去，那可不成体统。她一定得打扮一番，脱掉毛线袜子——实际上是用缠结的松紧带扎住的高尔夫球袜——换上丝袜，穿上黑色的外套，戴上她那顶三圈式小帽，脸上还要搽粉，那模样实在难看。可不顾我们看来有多不顺眼，她还是用帽针别上几枝在空中扫动的羽毛，大模大样地站起身来，以老年人动怒的姿态快步走出门外，可是在下楼梯时，每走一级她仍得双脚并立停上一会儿。

那天是选举日，交叉挂着的旗帜飘扬在投票站上空。身材魁梧的政党要人站在雪里，哈着热气，手里挥舞着长长的选票样张。学校不上课，我可以陪她去，但是她不要。半小时后，待我端着一簸箕炉灰出去倒时，只见她单膝跪在积雪的通道上。她摔倒了。看见她趴在那儿真让人心里难过。以前她从来没有单独一人出去过。我急忙扔下铁簸箕，朝她跑过去，她用戴着雪水沾湿的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我身穿单薄衬衣的手臂。可是她一站起身来，就不要我搀扶她。这要不是由于一种夸大虚浮的奉献意识，也许就是出于对报应观念的迷信。她坚持独自一人上楼，一瘸一拐地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还破例倒锁上了房门。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来不知道那房门还有一把钥匙；她一定早早就把它和她的珠宝及家庭文件一起藏起来了。妈和我站在门外，非常惊讶，问她是不是摔伤了，我们一直站到她怒气冲冲、斩钉截铁地要我们走开，别去打扰她。刚才见到她沾满雪的脸孔，我已惊骇不已，现在听到她那愤怒的猫叫似的声音，不由得浑身发抖。原定的主要家规已有所改变：原来很少有人想到要上锁的房门，总像教堂的大门那样敞开着的，现在竟有了钥匙，而且这把钥匙居然用上了！老奶奶在选举日摔跤的事，意义则更为深远，因为平时她划破点皮或者在厨房里烫了一下，都看成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弄得手忙脚乱，总是忧心忡忡，怕得要死。涂上碘酒或抹上油膏，用纱布包扎好以后，她总得抽支烟定定神。可是莫拉德牌烟在厨房中她的针线筐里，她并没有从房里出来。

中饭时间早已过去了，下午已过去很久，她才走出房门。她的腿上有一处裹着厚厚的绷带。她沿着屋内惯常走的路走过，从客厅壁炉边到通向厨房的小过道铺的鹦鹉色地毯，已经磨损得露出根根绳线，厨房里亚麻油毡经常踩到的地方已变成褐色，这主要是她那双脚和那双灰石色拖鞋在那上面踩踏了十来年的结果。她重又换上平日穿的衣服和围巾，因此看上去像是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或者近乎正常，可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紧张的沉默。她的脸由于竭力想保持镇静，变得十分苍白，仿佛真的因失血过多，或者是因看见血失去她长期以来的女性的沉着。她一定是由于极度惊慌害怕才锁上房门的。然而显然她主意已定，尽管脸色苍白如旧，她必须复出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毕竟已经有所失落。就连那只疲惫气喘、眼圈四周白毛已变成褐色的老母狗，也用它那咔哒咔哒的爪子慢慢走了一程，仿佛已经意识到新时代正在推动旧统治的末日到来。到那时，议员和大臣们将目睹自己的威风荣耀寿终正寝，眼下，罗马教皇的瑞士卫兵和罗马皇帝的禁卫队员们已经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我开始抽出全部时间陪伴乔治度过最后一个月，用雪橇拉着他四处跑，带他逛公园，还到加菲尔德公园的温室看柠檬花开。管理机构已经行动起来，最后的努力也无济于事。鲁宾一向说乔治还是进福利院比较好。他带来了委托书，妈由于西蒙没有支持她反对老太太（恐怕即使西蒙支持，也阻拦不了她，因为老奶奶采取了断然行动，她是凭着预感会有祸事发生的冲动来执行这一方案的），只好在上面签了字。不，我深信，没有办法能拦住劳希奶奶。现在不行，这次不行。经过全面考虑，不论有多伤心，还是把小家伙送进福利院较为明智。正如西蒙所说，这件事现在不做，将来我们自己也得做。可是老太太完全没有必要硬搞，做得这么不聪明，一股霸道作风。这是我们所不懂的一些东西引起的：失望的心情，因自寻的烦恼和自尊心受到打击气得发了昏，损害她判断力的风烛残年的孱弱，也许是倔强精神的一声尖叫，或者是盲目地从内心深处冒出并正在飘落的人类进取心中的一个气泡。

我怎么知道？不过，把乔治送走的方式，本来是可以不同的。

通知书终于来了，说福利院里有个名额给他。我只好去海陆军合作社给他买了只提包——一只棕黄色、哈巴狗式的旅行包，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一种。这提包他将要用一辈子，我要买得让他非常适用。我教会他怎样扣扣子。怎样开锁。他去的地方自然会有人帮助他，不过我想，他以后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时，有些事应该自己能做。我们还在服装店给他买了一顶帽子。

那是个春天来迟、没有太阳、却在融雪的天气。树木和屋檐滴着水。他戴着那顶大人的帽子，穿着没有穿妥帖的大衣——似乎没有觉得肩膀处必须拉正——看上去长大了，像个出门的人。说实在的，他长得并不赖，像个经过长途跋涉的旅客，脸色苍白、心力交瘁、虚弱清秀。看到他这模样，真让人伤心得想哭。可是谁也没有哭，我说的是我们俩，当时送他去的只有我妈和我。西蒙早上离家时，在他头上亲了亲，说了声：“再见了，小老弟，我会去看你的。”至于劳希奶奶，她在房间里没出来。

妈说：“去告诉奶奶，我们要走了。”

“是我，奥吉，”我在老奶奶门口说，“全都准备好了。”

她回答说：“好了？那就走吧。”这次，她的口气还像以前那样急躁干脆，然而没有你可以称之为真正命令的那种响亮、明快。房门锁着，我猜她正躺在羽绒褥垫床上，裹着围巾，套着拖鞋，她在敖德萨生活时的那些小摆设，摆在她的梳妆台上，食品柜上，挂在墙壁上。

“我想妈是要你话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