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6/10页）

然而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人有比她更好的姿色，也没有人有比她更好更得体的口才了。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钩心的烦恼。我觉得，就天性和乐趣能形成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灵的归宿来说，我已身临真正的境地。

我也表现得很机灵。我找机会和老芬彻尔交谈，他不是姑娘们的父亲，是她们的叔父，一个经营矿泉水的商人。这可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他是个百万富翁，他开的是一辆帕卡德牌车，型号和车色都和伦林夫妇的那辆一样。我在车道上把车停在她的后面，因此他必须再三细看后才能认出哪一辆是他的。这一来，我们就攀谈上了，谈得像地位平等的人。可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周薪才二十五块，这辆车子也不是我自己的呢？我们谈了一阵子。我递给他一支皇后牌中号雪茄，他笑笑谢绝了。他在大得可以放手枪的皮盒子里装有自己特制的哈瓦那雪茄，由于他身材非常魁梧，雪茄盒放在口袋里一点没有鼓出来。他的脸胖胖的，长有皱纹，黑眼睛——眼珠黑得像中国的荔枝肉——头发斑白，剪得像德国佬似的，后面和两侧都短得露出了头皮。让人有点扫兴的是，他马上告诉我说，这两个女孩子是他的财产继承人，大概是想到我这样讨好献殷勤是不是为了算计他这个白发黑斑、有个臃肿大鼻子的伦勃朗[28]似的老头子。为了弄清这一点，他要我明白，我是在什么社会阶层里厮混。我丝毫没有让步。对男人，不管他是小伙子还是老头子，我从不向他们示弱，也从不让父亲和监护人使我难堪。

接近埃丝特的婶婶比较困难，因为她体弱多病，腼腆寡言，有阔人身体不好时的那种心情。她的衣着和首饰都很讲究，可是这位可怜的太太脸上一副强作自制的神情，为此还有点装聋作哑。我用不着装出关心的样子，我确有这种心肠（天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凭着本能，我知道，她体弱多病，有的是钱，长时间来延医吃药，因而最使她感兴趣的是常人的健康。于是，我便和她聊这个，颇受她的欢迎。

“我的好奥吉，跟你坐在一起的是芬彻尔太太吗？”伦林太太说，“她什么事也不做，成天看着喷泉发呆，我看她神经有点不正常。是你先跟她说话的吗？”

“嗯，我凑巧坐在她旁边。”

这一回答得了个高分，她听了很高兴。可是继而想到的就是我的目的意图。有关这，她立刻毫不客气地揭了出来。

“为的是那两个妞儿，就这么回事！唔，她们长得是很漂亮，不是么？尤其是黑头发的那个。真是个尤物。她看上去爱捣鬼，鬼花样不少。不过，你得记住，奥吉，你是跟我在一起，我得为你的行为负责。那妞儿可不是个女招待，你最好打消你有的那种念头。好孩子，你既聪明又能干，我要看到你上进。我会看到你有出息的。你跟那妞儿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缘分的。当然，阔小姐有时也能变成小娼妇，也有普通女孩那样的欲火，有时候甚至还要糟。你不知道德国人的家教是怎样的吧。”

这么说来，这对芬彻尔家的家财继承人，注定要给有财势的人了。不过，伦林太太并不是个永不犯错误的人，她已经犯了个错误。她以为我爱上的是西亚·芬彻尔，而不是埃丝特·芬彻尔。她也不知道我爱得有多深，爱得死去活来。虽然我通常乐于把事情告诉人，可我不想让伦林太太有另外的看法。我也不喜欢推测伦林太太对此会作何解释。因而，让她以为我单恋的是头发卷曲、同样漂亮的姐姐西亚，我使了点诈。我没有花多大工夫，便使伦林太太得意非凡，自以为又快又准地道破了我的心病。

事实上，西亚·芬彻尔不止是对我和颜悦色。有天早上，我正在对她叔叔下工夫，而那老头子刚好心情不好，脾气很坏，很难伺候时，她问我去不去打网球。虽然对我来说这不是时候，可我还是不得不笑着对她说，骑马是我的运动；心里却急切地想，得赶快弄个网球拍，马上到本顿港的公共球场去学。说实在，我也不是天生爱骑马，说自己爱骑马，只不过多少可以掩盖自己的出身，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当当响的名头而已。

“我的球伴还没来，”西亚说，“埃丝特又在沙滩上。”

不到十分钟，我也出现在沙滩上，虽然我已答应过伦林太太，待她洗过矿泉浴后跟她玩纸牌。她说，矿泉浴后她人太吃力，不能看书。我热烘烘地肚皮贴地趴着，神志恍惚地盯着埃丝特，脑子里却乱得很，很浪漫，很色情，还有一大半是痛苦。当她俯身用防晒油把双腿抹得发亮，扭头朝我这边转过来时，我既希望她注意到我，又害怕她看见我。我这时已心迷意乱，正一味地在掂量她那优雅地套在游泳衣里的乳房和小小的肚皮的重量；她摘掉头上的白色橡胶游泳帽，梳起头发来，我觉得她的手很有劲。

沙燕纷纷飞出峭壁上的岩孔，掠过清澈的褐色水面，重又飞回到白色、褐色、黑色、从流动到静止的沙波、浸水的树林以及在日光下蜷缩扭曲的树根。

不久，她就站起来了，稍过一会儿，我也跟着站了起来。由于我晚到了，伦林太太对我冷冰冰的。我躺在自己的房间地板上，鞋跟搁在床罩上，像个落马的全身盔甲披挂的骑士，踢马刺被缠住，得用辘轳才能吊起来似的。当时，眼见自己神不守舍的模样惹得伦林太太生气，心想，不管怎样，总得让她看到一点我的进步。我站起身来，用她给我的两把军用刷子，无精打采地刷了刷身上的衣服。我乘那座慢速的白色电梯下到底层，在地面大厅里转了一通。

太阳已经下山，将近晚餐时分。明亮的水面变得愈来愈暗，餐厅里餐巾和菜单都已摆妥，长颈花瓶里插着玫瑰花和蕨类植物，乐队正在幕后校音。我独自一人站在走廊上，心烦意乱，头晕目眩，后来缓步走向音乐室，里面在放卡鲁索[29]的唱片，那种先是哽咽，而后高喊的歌声，意大利风味的歌剧式的母亲的渴念，儿子的呼唤，听来华丽，其实忧伤。身穿白色套装，头上戴的白色缀珠小圆帽，近似主教的法冠，双肘搁在有盖唱机上的正是埃丝特·芬彻尔。她站在那儿，踮着一只脚。

我便说：“芬彻尔小姐，不知您肯不肯赏脸某个晚上跟我去大卫之家跳舞？”她猛吃一惊，抬起头来。“那儿每天晚上都有舞会。”

我知道注定要失败，从第一句话说出口，我便觉得遭到猛击，四面八方都朝我打来。“跟你？我可要说不了。我肯定不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