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2/3页）

我终于还是跟赛维斯特联系上了。他来看我，还借给我一点钱。开始，他说话不多，我心里明白，他不便讲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机密事。

“看你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他说，“要不是我认识你，我准会把你当作那班泛美流浪汉中的一员哩。你得去把自己弄得干净一点。”

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卡利古拉从一千英尺高空抛向地面的东西。空气在嗖嗖嘶鸣，眼前的色彩像耶路撒冷的一般。我站起来虽然感到头晕，但仍然极力保持平衡。那就尽量先保持平衡吧！就像这样！这可不是容易的事。赛维斯特看出我要洗心革面，重新振作起来，不想就此垮掉。他聚起嘴角小小的黑色皱纹，朝我咧嘴而笑，他总是觉得我可笑。

“我的运气坏透了，赛维斯特。”我说。

“我知道，我知道。嗯，你是想在这儿混下去等待时来运转呢还是想回芝加哥？”

“你看呢？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那就先待着吧。这儿有一位同情者，只要弗雷泽跟他讲一声，他会供你暂住一段时间的。”

“我很乐意，十分感谢，赛维斯特。这位同情者是谁呀？”

“是老头子[2]一位多年的朋友。他会给你安排的。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浪荡下去。”

“哎呀，谢谢了，赛维斯特。多谢了。”

于是，弗雷泽随后便来带我去见那位同情者。他叫帕斯拉维奇，是个和蔼的南斯拉夫人，住在科尤坎那边一幢小别墅里。他嘴角有深深的皱褶，上面长着纤小发亮的胡楂，就像晶石洞或岩石世界里的奇观，满布着细小的晶石。他是个颇为独特的人，他的头就像洋葱，头发剪得短短的。我们在花园里见面时，他的头顶一直在冒热气。

他说，“十分欢迎你。有你这样一位同伴非常高兴。也许你可以教我英语吧？”

“当然可以，”弗雷泽说。弗雷泽的模样也变了。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咪咪管他叫“传教士”。他双眉之间聚着深思的皱纹，那样子确实像个牧师。也像个南北战争时南部联军的军官。他显得心事重重，似乎在专心思考一些重大的事情。

他把我留在帕斯拉维奇这儿便走了。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自己好像被寄存或保留在这儿似的。可是我已经疲惫不堪，不太在乎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了。帕斯拉维奇带我看了房间和花园。我呆呆地望着那些小鸟，关在笼子里的和自由自在的，还有在花丛中和多刺的仙人掌之间飞翔的蜂鸟。墨西哥神像有的躺卧在草丛中，有的站立在小径旁，它们揪住自己，在泛蓝的氤瘟中凉凉它们的热腾腾的牙齿和舌头。

帕斯拉维奇是个和蔼、多虑、温顺而又顽强的人，他为南斯拉夫的报刊访遍了整个墨西哥。他自称是个布尔什维克和老革命，其实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如果我见过那种人的话。样样事情都能使他感动，眼泪就像松树流出松脂那样没完没了。他弹钢琴，弹奏肖邦[3]的曲子，在弹一首进行曲时，他对我说，“肖邦的这首曲子是他同乔治·桑[4]在马约卡岛时，在一场暴风雨中创作的。当时乔治·桑正在地中海上航行。她回来后，他对她说，‘我还以为你淹死了呢！’”他用他的墨西哥鞋子踩着踏板，这让人想起悲剧中的尼禄。帕斯拉维奇最爱法国文化，极想在这方面教导我。实际上，他对教学着了迷。老是说，“给我讲讲芝加哥吧。”“给我讲讲格兰特将军[5]。我也会教你的。我会告诉你丰特奈尔[6]的火腿蛋卷的事。我们相互交换。”

他非常热心。“一个星期五，丰特奈尔想吃火腿蛋卷，可是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电闪雷鸣。因此他最后把火腿蛋卷扔到了窗外，对上帝说，‘上帝啊，只为了一个蛋卷，就闹得这么凶。’”这也许有启发性。他说时双目紧闭，憋着声调，摇头晃脑的。要不就告诉我说，“路易十三[7]爱当理发师，他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定要给他的那些侍从们理发。他还喜欢模仿痛苦中奄奄一息的人，装出一副苦脸。更有甚者，他喜欢在新婚夫妇结婚之夜跟他们同睡一床，这是封建阶级腐败到极点的表现。”

路易十三也许是这样，不过帕斯拉维奇还是喜爱他，因为他是法国人。吃过晚饭后，帕斯拉维奇总爱把我留下谈天，把伏尔泰[8]和腓特烈大帝、拉罗什富科[9]和隆格维尔公爵夫人[10]、狄德罗[11]和一个年轻女演员以及尚福尔[12]和一个什么人的对话重复给我听。可有时做他的客人有点受不了。我还得陪他到乌拉圭街的一家俱乐部去打台球。他想到喝酒，我还得陪他喝酒。我不愿意在下午喝酒，因为这会使我想起在阿卡特拉镇喝龙舌兰酒的情景。不过，我们经常还是一坐就喝干几瓶酒。在古铜色的树林中，太阳透过树丛洒下了千万条驼鹿睫毛般的柔光。花园里一片郁郁葱葱，女人胴体般的火山，沉睡在皑皑白雪之中。我是客人，按理总得客随主便。为了酬答他的盛情，我给他讲了全美职业棒球联赛的情况。

与此同时，我的身体也渐渐健康了一些。后来，弗雷泽来了，突然讲出了留养我的用意。

“你知道，‘格伯乌’[13]要干掉老头子。”弗雷泽说。

我知道这事。我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别墅遭受机枪扫射的事，而且帕斯拉维奇也告诉了我许多情况。

“那好，”弗雷泽说，“一个叫明克的俄国警察头子已经来到墨西哥，领导这项谋杀老头子的行动。”

“这太可怕了！你们怎样保护他呢？”

“噢，别墅的保护工作正在加强，我们有支卫队，可是保卫措施还不完备。警察人手不够。斯大林一心要干掉他，因为他是整个革命世界的良知。”

“你干吗给我讲这些呀，弗雷泽？”

“是这么一回事。我们正在讨论一个计划，也许老头子可以用隐姓埋名地周游全国来摆脱‘格伯乌’。”

“隐姓埋名，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机密，马奇。我是说他应该剃去胡须，剪掉头发，装扮成一个游客。”

啊，这实在是天大的怪事。就像要甘地穿上双排扣大衣出门一样。这样一位本是声威显赫、不可一世的人物，竟然不得不改头换面，贬低自己。尽管我也见过并且经历过许许多多磨难，可不知怎么的，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

我问，“这是谁的主意？”

“噢，这是经过讨论的，”弗雷泽用他那种职务革命家的口气说，意思是说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我信任你，马奇，要不，我不会提议让你来担当其中的部分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