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夏尔的青年时代 15（第3/4页）

任何过于暴露的下流无耻都令他不快。有一次，他偶然地在意大利的一条大路拐角处碰上了他嘲讽地称之为“尊贵和体面的德·阿鲁伊恩”表兄，后者原是个潇洒的军官，后开了小差，同他一位上司的妻子私奔，逃到国外生活去了。这个浪漫的德·阿鲁伊恩在他看来几乎与三十年后在意大利生活的渥伦斯基同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相仿佛。有个情妇是一回事，抛弃前程，不顾仕途则是另一回事。米歇尔-夏尔凡事认真，否则他在谈到一个扔下荨麻军装沉湎于温柔乡的男人时，口气会缓和得多。

这个如他自己给自己命名的“佛兰德贵族”很少上社会游戏的当，不管这种游戏是多么的光彩夺目。他赞赏法国使馆舞会的高雅，但是，阿尔瓦尼银行现在的拥有者托洛尼亚家族的舞会却并不使他着迷。他发现拼花地板很不适合跳舞，使他这个华尔兹舞高手非常恼火，而那么多的英国客人在他看来也使节庆大煞风景。他似乎对那些巨大的镜子视而不见，那是那个吝啬而爱排场的银行家（按司汤达的说法）冒充自己的管家以低价从圣戈班买来的。对于那些光芒四射的水晶吊灯，对于那像一头幼兽被囚于笼中似的放在狭小客厅中的阴沉的《安蒂诺乌斯》，对于在主人收集来并爱不释手的有点不祥的杰作中游荡着的被杀害的温克尔曼的阴影，他也都不屑一顾。英国客人们替我祖父挡住了幽灵。在巴勒莫，尽管奥尔加公主的美目在顾盼，他仍专心地听塞拉·迪法尔科公爵讲许多有关莫斯科的肮脏和粗俗事，后者边讲边从俄女皇在他出发时送给他的那只金烟盒中掏烟丝。他作为半旅游者半朝圣者，白去了洛莱特，白像蒙田那样在那儿留下了自己的还愿物，他极其清晰地在当时的意大利那种如同西藏似的地方看到了神甫们几乎不加掩饰的劣迹：有一天，斋戒日的主教大人竟然弄了一顿“加尔文派教士的饭”，这使他极为反感；他也许还发现其他一些更加严重的放荡事。在离别罗马的时刻，全都是好天主教徒的年轻的先生们一致承认，如果没使信仰深入灵魂的话，他们在此很快就会失去信仰。这是北方地区的人们面对意大利天主教那夹杂着自由放任的浮华永远存在的反应。在被激怒的米歇尔-夏尔及其朋友们的身后，我瞥见了一个奥古斯丁僧侣的巨大身影，他抵达十六世纪的罗马时，差一点儿跪下并亲吻这片被无数殉道者神圣化了的土地，并准备成为路德后回国。但是，这些法国青年觉得如果想要改革宗教，那是痴心妄想。他们只满足于点起一支雪茄来谈其他的事情。

“这趟旅行几乎明确地拓展了我的思想，”我祖父谦逊地说。这种进步表露得最清楚的那些篇章是写给夏尔-奥古斯坦的那些信，而其中谈到的是政治问题。在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米歇尔-夏尔就已经大胆地自编了一首散文诗（但他说是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诗中对堕落的佛罗伦萨的怜惜所使用的强烈词语与缪塞在《洛朗扎西奥》中写佛罗伦萨流亡者们的词语极其相近；这首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诗还只是学生的抄袭之作。这一次，他是以一个成人身份在写，而且是写给一个人的。这个意大利语说得很好的外国青年从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年轻人那里听到了他们对悲苦、仇恨、神圣但有一部分是枉然的希望的倾诉。一个此前一直不问政治的年轻人，突然发现不公正和无人过问的利益在其面前反复出现的时刻始终是个严肃的时刻，他当时衣冠楚楚地走在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或者以一副尚未定型的诚实资产阶级的模样坐在咖啡馆里。一九二二年对于我来说，是那些日期之一，也是威尼斯和维罗纳启示开始的地点。被那不勒斯可恶的波旁分子海关关员和警察的傲慢无礼激怒的米歇尔-夏尔懂得是什么在这些同他相类似的小伙子们心里激荡着。他怀着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常有的那点酸楚，发现法兰西已不再是他热情洋溢的年轻朋友们眼里的火炬了，他说，法兰西在一八三〇年所激起的那些巨大希望已经化为泡影；而认为一八三〇年是合法性的晨曦的夏尔-奥古斯坦则在颤抖——代沟任何时代都存在，即使当沟的两边长着善良情感之花的时候。

在意大利复兴之前的自由主义激情是世纪的美好现象之一：自从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燃烧着意大利人的心灵以来，该国很少为一种极其纯洁的激情所折磨。当人们想到补充到那些伟大的激情和那些个人的悲惨牺牲之中的是集体流在十九世纪战场上的鲜血时，人们仍旧顺从于——哪怕是因为习惯使然——那股冲开历史的红色巨流。人们不愿让唯利是图的工商业者和发不义之财者的萨瓦省人资产阶级专制继续下去，不愿让预示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厄立特里亚战争、被拉丁姐妹的联盟及卡波雷托的无谓的死击破了的德、奥、意三国联盟继续下去，也不愿让改革可能会从中产生的混乱被法西斯主义的牛皮来接续，最终让希特勒在两排人造石制雄鹰中间大放厥词，让老鼠啃啮阿尔代阿蒂纳万人坑里的死尸，让齐亚诺在扶手椅里被枪杀，让讲意大利罗马涅方言的独裁者的躯体及其情妇的躯体倒吊在一个车库里。如果这一次不可逆转的混乱不继续下去，倒也说得过去。可是，紧接着，威尼斯被化学污染；佛罗伦萨被实际上谁也未与之斗争的一次侵蚀作用所伤害；每年有八千万只候鸟被勇敢的意大利猎人猎杀（每人十只，还不算太严重）；米兰的农村缩小到令人怀念过去；女演员们在阿皮亚古道上的别墅群——那些“艺术城”已经变成了工业工程、人类白蚁冢和尘土飞扬的荒芜地区中心的背景。我知道，其他地方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相仿的结果，他这并不成其为一个不去悲痛的理由。

咱们还是回到米歇尔-夏尔身上来。三十年后，他对儿子说，多亏了合情合理的节俭，他得以在这个欢快的意大利生活了大约三年时间。其实，他在那里只度过了将近十个月，而环游的其他时间用在了瑞士山峦和德国各大学上，但时间都非常之短。不过，即使假定我父亲并没有夸大其词，这样的一个错误也证明，在一个不再决定重返的国家的这段自由时间在何种程度上很快就消失在一种与日历上的日期毫不搭界的神秘时间中了。我们大家都弄错了，我们总是认为在我们紧张生活的那些地方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军中十五年不及雅典的一个清晨，”我让哈德良在其回忆录中如此这般地叙述自己的一生。正是为了重新独自回味那些意大利的清晨，—个不愉快的丈夫，一个失意或失望的父亲，一个为共和国所感谢的第二帝国的官员，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而且也许并不想苟延残喘的病人，以他那今天几乎已模糊不清了的纤细字体誊清了这些对于他来说闪烁着回忆的火光的普通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