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四章（第2/7页）

我驱车驶过了那座私人飞机场和那个私家港口。我交还了证章：它让我想起了离开艾德怀尔德机场32时要递交的的入境许可证。

二

我驱车来到了史密斯先生下榻的“大使”酒店。这里位于圣多明各市郊，环境很不适合他，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看到那个驼背的身影，还有那副温和谦逊的表情和那头杂乱的白发，出现在贫困潦倒的环境下。在这座宽敞华丽的酒店大厅里，男人们散坐着，腰带上别着钱包而不是左轮手枪的皮套，而他们戴墨镜也只是为了不让眼睛被强光刺伤。从“独臂强盗”33那边传来持续不断的叮当声，你还可以听见赌台管理员在赌场中吆喝。这里每个人都很有钱，就连史密斯先生也是。贫穷无迹可寻，它远在城中。一个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姑娘披着鲜艳的浴袍从游泳池边走来。她问前台，有没有一位小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来过这里。“我是说威尔伯·K.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接待员说，“还没有，但霍克施特鲁德尔先生稍后会到。”

我找人带话给史密斯先生，说我已在楼下，然后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旁边的桌子上，人们正在喝朗姆潘趣酒，我不由想起了约瑟夫。他调的酒比这里的要好，我很想念他。

我在菲利波身边只待了二十四个小时。他对我态度还算客气，只是有点拘谨，但他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菲利波了。以前听他朗诵自己那些波德莱尔式的诗句时，我曾经是个很好的听众，但要说到打仗，我就太老迈无用了。他现在需要的是琼斯，他想拉琼斯入伙。有九名同志和他一起藏在山里，但听他对琼斯说话的口气，你会以为他指挥着至少一个营的兵力。琼斯很明智地选择以听为主，自己讲的不多，但在我陪他们度过的那个晚上，我曾醒过来一次，听见琼斯在说：“你们必须站稳脚跟壮大自己。要到离边境够近的地方去，好让新闻记者接触你们。然后你们就可以要求得到外界认可。”身在这样一个乱石堆中的小山洞里（而且我还得知，他们每天都会换地方），难道他们真的已经在考虑组建临时政府的事了？他们手里有三挺老式的汤普森冲锋枪，从警察局抢来的——这些冲锋枪很可能从阿尔·卡彭的时代就开始使用了34——另外还有两杆一战时期的旧式步枪、一把猎枪和两支左轮手枪，而最后剩下的那个人手里则只有一柄大砍刀了。琼斯像个老手似的补充道：“这种战争就有点像是一场骗局。以前我们曾用一招骗过了日本鬼子……”他没有找到自己的那块高尔夫球场，但我真的相信他当时很快乐。游击队员们紧紧地围在一起，虽然他们听不懂他说的每一个字，可是那副情景就好像一位领袖来到了营地中间。

第二天，他们派约瑟夫当我的向导，试图带我越过多米尼加的边境。到这时，我的汽车和那两具尸体早已被人发现，在海地没有任何地方对我是安全的。由于约瑟夫的臀部受过伤，他们很容易就敲定了让他带我上路，而且他还可以同时去执行另一个任务。菲利波打算让我悄悄穿过国际公路，它位于巴尼卡35北部，绵延近五十公里，将两个共和国分隔开来。没错，在这条公路的两侧，每隔几公里就有海地和多米尼加的边防哨所，但据说海地这边的哨所到了晚上就会撤空，因为驻防哨兵害怕游击队会在夜里袭击他们，而菲利波很想弄清楚这是不是真的。边境附近所有的农民都已经被赶走了，但据说那里还有一支三十人左右的游击队在山区里活动，菲利波也想和他们取得联络。如果约瑟夫能活着回来，他带回的情报就会很有价值，即使他没能回来，他们的损失也比派其他人去要小。另外，我猜测，他们觉得约瑟夫走路不快，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能跟得上他。琼斯私下里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是：“我会好好干下去的，老兄。”

“那高尔夫俱乐部呢？”

“高尔夫俱乐部留到老了再说吧。等我们占领太子港以后。”

那段旅途走得很缓慢，既艰苦又累人，我们花了十一天才走完。在前面的九天里，我们东躲西藏，从一个地点突然冲向另一个地点，在羊肠小道上加紧赶路，而在最后两天，我们因为饥饿而变得鲁莽起来，不顾危险地抓紧冲刺。日暮时分，当我们站在脚下那座风雨侵蚀、寸草不生的灰色山冈上，远远望见多米尼加境内的茂密森林时，疲惫不堪的我依然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这边到处是光秃秃的岩石，和他们那边密布的植被形成了鲜明对比，借此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条曲折的边界线。同在一座山脊上，那些树木却从未跨过边界，进入海地贫瘠干燥的土地中。半山腰上有一处海地哨所——不过是几间破败的小茅屋——而隔着那条小路，在哨所对面一百码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城堡般的要塞，仿佛来自西属撒哈拉36。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望见海地哨兵纷纷跑出茅屋，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站岗。我们看着他们离开，去了只有上帝才晓得的藏身地点（这里没有任何公路或村庄，他们没法从这片无情的岩地中逃走），然后我便和约瑟夫道了别，开了几句有关朗姆潘趣酒的愚蠢玩笑，继而爬下山坡，顺着一条涓涓细流走向国际公路——它的名头很响，实际上却只是一条小马路，比海地境内那条通往沃凯市的大南方公路好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多米尼加人让我搭上了一辆每天给城堡运送补给的军用卡车，一路来到了圣多明各，在那里我下了车，衣着褴褛，风尘仆仆，兜里揣着一百块无法兑换的海地古德和一张五十元的美钞，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它缝进了裤子的衬里。我拿这张钞票在酒店订了一个房间，洗了个澡，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结结实实地睡了十二个小时，这才前往英国领事馆，打算请求领事提供经济援助并安排移居海外——要去哪里好呢？

是史密斯先生将我从那份屈辱中解救了出来。他正好坐着费尔南德斯先生的汽车从附近经过，看见我站在大街上，试图从一个只会说西班牙语的黑人嘴里问出去领事馆的路。我让史密斯先生把我放在领事馆门口，但他执意不肯。所有的事情，他说，都可以等到吃完午饭以后再说。而等我们吃完午饭，他又告诉我，想从一个冷漠无情的领事手里借钱是不可能的，而他，史密斯先生，就在这里，身上带着很多美国运通公司的美金。“想想我欠你的。”他说，但我想不出他欠过我什么。他付清了“特里亚农”酒店的账单。他甚至还自己准备了益舒多。他不顾我的反对，请费尔南德斯先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而费尔南德斯先生开口说：“是。”史密斯太太也生气地说，如果我以为他丈夫是那种会让朋友失望的人，那么我可真该和他们一起度过在纳什维尔的那一天……现在我在酒店里等着他，不禁心想，他和斯凯勒·威尔逊先生之间真的是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