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三章（第2/6页）

她准确地找到了那已经干掉的结痂。我又喝了一口。一个血淋淋的问题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给你烧袋烟吧。”凤说。

“什么都行，”我说，“什么都行。”

这就是我说“不”的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去谈论宗教的原因，因为你从来不理解，也没有相信过。）婚姻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是在拖延这个进程，如果你跟这个女孩儿同居的时间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把她带来英国，她无亲无故，会迷失在这里，而她被你抛弃的时候，那感觉该是多么恐怖。我猜她连吃饭的刀叉都不会用，是吗？我这些话说得很刻薄，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的。但是，亲爱的托马斯，我也在替你着想。

我觉得浑身不舒服。距离我上一次收到妻子的来信，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在强迫她回信，而在她回信里的每一行里，我都能感受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了从前那种互相伤害的模式里。如果只有相爱而没有伤害，那该多好——单单忠诚是不够的：我一直忠诚于安妮，但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隘了，占有另一个人便志得意满，被人占有便感到羞耻。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很高兴我的妻子又一次打击了我——我已把她内心的痛苦遗忘得太久了，这是我能给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会被卷入到任何冲突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总有哭喊声从哨岗里传出来。

凤点燃烟灯。“她会让我和你结婚吗？”

“我现在还不知道。”

“她没说吗？”

“如果她说了，也是慢慢道来。”

我想：“你是多么自豪啊，如此超然，担任记者，而不是评论员，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一团混乱。另一种战争是比这更加天真，即便是迫击炮，造成的伤害比起这个，也还是更小些。”

如果我违背我最深处的信念，说出“可以”这两个字，那样对你会有好处吗？你说你被召回到英国来，我能意识到你是多么厌恶回到这里，会想方设法地进行拖延。我可以预见到，你喝了太多酒之后，又要结婚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真的尽力尝试——我和你都很尽力——可我们失败了。第二次的时候，没人会像第一次那样尽力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女孩儿，你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了。但这同样的话你曾经也对我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留着它——我想同样的话你也对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直试图对彼此坦诚相待，但，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那么短暂。跟你争辩，或者试着让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又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或许更容易些——你也许会认为这不合理——那么我简明地写给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宗教也禁止离婚，所以答案是，托马斯，不可以——不可以离婚。

在“挚爱的，海伦”那句结尾之前，大概还有半页内容，我没有去读。我想那半页内容是关于天气的消息，以及一位我敬爱的老姑妈的近况。

我没有理由抱怨，这样的答复也并不出我所料。里面所说的，很多都是事实。希望她写这封信的时候，没有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回忆这些往事，不仅伤害到我，对她也是一种伤害。

“她说‘不可以’吗？”

我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她还没有下定主意。还有希望的。”

凤笑了起来。“可你说到‘希望’时，却拉长了脸。”她躺在我的脚上，像一只趴在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的狗，替我烧着鸦片，我在考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呢。等我抽完四袋鸦片后，我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告诉凤，还是有一定的希望——我的妻子正在咨询律师。从现在起，我随时都可能收到重获解放的电报。

“这件事无关紧要。你可以拟定一个协议。”她说，我能听到她姐姐正在通过她的嘴对我说话。

“我没有存款，”我说，“我比不上派尔。”

“别担心。什么事都会发生。总有办法的，”她说，“我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我想，她是多么现实啊，既不轻视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伟大或者有约束力的宣言。我不知道派尔在未来的日子里要怎么忍受这副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个浪漫的人，但就他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现实的冷硬会因生活的富足而被逐渐软化，就像一块强壮的肌肉会因不经常使用而逐渐松懈一样。有钱人总是无往不利的。

那天晚上，在卡提拿街那些商铺关门之前，凤又买了三条真丝围巾。她坐在床上，将那些围巾展示给我看，大声地赞美着它们那明亮的色泽，她那歌声般的嗓音填满整个空间，然后仔细地把这些围巾折好，跟另外的十几条一并放进抽屉里：仿佛她是在为一个折中的协议铺垫基础一般。我也为我的协议铺下一个疯狂的基础，在鸦片赐予我的不可靠的清晰感与预感之下，我在那天晚上给派尔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几天又发现了，被夹在约克·哈丁《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他一定是在翻读这本书。也许他只是用这封信来当作书签，后来就没有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写道，我只有一次动过那样的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说到底，毕竟，这是一封很重要的、跟生计息息相关的信件，不同于其他撒几个谎只为谋生的信件：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时就一直想写信给你，关于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诚地向你道谢。你将我从一个糟糕的局面里拯救出来。现在，我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我的腿骨折之处显然还不算难办，衰老还未伤及我的骨头，所以骨头还没那么脆。有时间的话，我们一定要举办个聚会来庆祝这个事情。”（行文至此，我卡住了，接着，像一只蚂蚁遇到障碍物，我又从另外一条路线绕过去。）“还有另一件事也值得庆祝，我知道你听到之后也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你一直在说，我们都很关心凤的利益。我回来时，发现有一封我妻子的来信在等着我，她或多或少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无须再替凤操心了。”——这句话说得很冷酷，但写下时我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时才发现，但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进行改动了。如果我要把这句话涂掉的话，还不如把整封信都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围巾？”凤问我，“我喜欢黄色的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