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第3/6页）

我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小心地念想着一些事，一些隐形的事，被埋葬的宝藏，一步步，一朵罂粟花接着一朵罂粟花，就这样，我把花园里的花都摘光了。有一天，在夏天干燥的呼吸中，死亡会不知不觉地，摘下我的头颅。

她叫珊尼亚，金发，白皙的脸，火红的嘴唇。下班的时候，男朋友通常会来接她。他的手很黑，有时脸也被抹黑了。他在一家修车厂工作，他们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的大众风扇的皮带吱吱吱地响个不停，看来得换了。见到他的那一刻，就立刻爱上了他。

“他也念诗吗？”她讲完那段相遇后，我问。

“不，当然不，他是个汽车修理员，喜欢长腿金发女郎。”

“你爱他？”

“是的，”她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觉得这种组合很特别，不过并不想给她留下保守的印象。

珊尼亚给我讲她的大学老师，当老师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跟教授有过一段多年的恋情。现在呢，跟一个清洗玻璃的人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装修精美的家。她每天都去大学里教书，而他就开车去郊外，竖起高高的梯子。

“你认为他们幸福吗？”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说完又立刻纠正自己，“哦不，我肯定。”

我的父亲跟一个来自冰激凌家族的女人结了婚。母亲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永远不去冰激凌店里工作，她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一个幼儿园老师，然而事与愿违，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卢卡爱上了一个来自摩德纳的女孩，一个董事的女儿，然而她却拿起了挖冰激凌的勺子，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

我在鹿特丹买了一间公寓，阁楼打通到天花板，从下到上足足六米多高。空间狭长，并不十分宽敞。厨房是客厅的一部分，床前立着一面屏风，这之外，一点拓展的空间都没有了。

公寓离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就五分钟的走路时间，跟冰激凌店也一样近。我上班去的时候，店门还关着，不过几乎每次都能看见有个人站在昏暗中。有时候父亲会跟我招手，让我去喝杯咖啡。一天早晨，他拿着一个鸟笼让我看，笼子里有两只小鸟，是他从一个经常和几个朋友来店里吃冰激凌的苏里南顾客那里买来的。

“它们会唱歌，”父亲说，“至少那只雄鸟会唱歌。”

“那雌鸟呢？”

父亲耸了耸肩膀，说：“雄鸟得为她唱。”

我看着笼子里的鸟，它们一动不动，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卖鸟的那个人是苏里南候鸟协会的主席，”父亲说，“还在公园里举行比赛呢。”

“什么比赛？”

“候鸟比赛，还会有什么比赛？”

“它们都会唱歌吗？”

“那不重要，一只能哼出普切尼的咏叹调的候鸟也没什么用，重要的是它们不停地叫，就算不好听也没关系。”父亲拿来了另一个鸟笼，把那只雌鸟放了进去，说，“得把它们分开来，这样雄鸟才会尽最大的努力。”然而那只雄鸟并没有叫起来，而是在笼子里上下扑腾，狠狠地啄食槽里的食吃。鸟食落在了地上。

我在想母亲是怎么看父亲的这个新爱好的。

“你也打算参加比赛吗？”

“不行啊，”父亲说，“我得工作，得帮你弟弟的忙。”

是时候回到对面去了。我注意到父亲的脸，注意到他的眼神。他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工具去实现一项重要的发明，却要在冰激凌店里工作。他有一只候鸟，却不能去参加比赛。

“来，”他对那只雄鸟说，“给你的女朋友唱首歌，快唱。”

几天后我又听见他说同样的话，只不过声音提高了，语气变得不那么友好。母亲就站在他身后。

“它们不想唱。”母亲说。

“该死的，快给你的女朋友唱歌，唱歌！快唱啊！”

“你这么吼，它们会害怕的。”

他把雌鸟放进了另一个笼子里，现在两只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三米，然而那只雄鸟还是不张嘴，在笼子里飞来飞去。

“别再扑腾了，”父亲大声说，“你就不应该扑腾，该唱歌。要我做个示范吗？嗯？唧唧！就这么难吗？唧唧！”

“爸爸，让它们安静一会儿吧。”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父亲说，“我都快被你逼疯了。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整天都盯着我。就让我清静清静吧，我要跟我的鸟儿们单独待一会儿。快走开！”

父亲还从来没这么跟母亲说过话。他们之间当然会有分歧，也会就事进行讨论，然而父亲从来没跟母亲大声吼过，总能编出一个笑话，虽然有时候并不那么好笑，也算尽力了。

看来这是一支序曲，是争吵的开头，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气。

“我要静一会儿！”父亲在店里大吼大叫。

弟弟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厨房门上的那扇小窗户后面。他在称糖，在分离蛋清和蛋黄，尝试各种新的食材，又是转，又是听，又是尝，不断地改进，工作的时间比父亲当年还长，一忙就是十八九个小时，一切都是为了研究出新的口味。有干酪做的冰激凌，有迷迭香和巧克力的，有酸奶和黑樱桃的，红白两色交融在一起。

索菲亚还没起床，这些天越起越晚。冰激凌店每天十点开门，有时候到十一点她才下楼，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母亲说，“如果太阳出来了，自然就好了。”

她头发的颜色变深了，仿佛失去了光泽的金色画框。这是因为夏天待在店里，冬天又回到意大利，春天里没去长满蒲公英的草地里奔跑，也就是说几乎没晒到太阳。

有一天那只雌鸟死了，躺在笼子里，嘴巴埋在雄鸟或者是它自己的粪便里。早晨父亲看到这场景，伤心极了，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死了，”他嘟囔起来，“死了。”

我为他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他没喝，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手里那只失去生命的小雌鸟。

“死了，死了，死了。”

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爸爸，我们可以再买一只鸟啊。”

父亲没有对母亲的提议做出任何回应。要知道这可是很特别的，母亲终于同意父亲去买他喜欢的东西了。

我们让父亲独自待着。下午我从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里出去吃东西时，看见父亲兴奋地朝我招手，让我赶紧去店里。是那只雌鸟起死回生了吗？难道之前只是晕倒了？

“雄鸟终于唱歌了！”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它又是唱，又是叫，快听。”

我早就听见了，只要走进店里，就能听见。那只雄鸟叫起来就像店里养了一窝鸟似的，特别投入，特别有激情。仿佛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它的嗓子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现在又恢复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