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第2/4页）
“怎么样？”珊尼亚问。
“什么也没听到。”
她走向下一个房间，也把耳朵贴在门上，笑着说：“里面有一头牛，要不就是一头大熊。”
我站在她身后，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能听到里面的声音，说：“天呢，这么大声。”
“会是谁呢？”
“可能是聂胡达。”
“要不就是他老婆。”
海曼对诗人们住的房间、不同的诗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诗人到了晚上会接待访客都了如指掌。
“晚安。”我们俩站在各自的房间门前，我说。
“晚安，我的未婚夫。”
只见她坏笑起来，跟一个手里持刀的女人的笑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反抗，也不想被拒绝。结果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分钟就响起了敲门声，敲的并不是房间大门，而是另一扇，在房间的侧墙上。我转动门锁把门打开，发现站在门后的是珊尼亚。
“这是个秘密通道。”珊尼亚一边说，一边走进我的房间。
经常有人来敲我入住的房间的门，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敲过那扇。我总认为一个对诗歌了如指掌的年轻金发女孩走进我房间的概率应该为零。
“迷你吧里有一瓶伏特加。”珊尼亚说。
我打开那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冰箱，看见了几瓶饮料和半升伏特加。杯子在写字台上，旁边还有个烧水壶。
珊尼亚推开阳台的门，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坐下来。脱掉高跟鞋，把脚搁在阳台的围栏上，长裙子滑向了膝盖。
我们小口喝着酒，看着漆黑的湖面。码头边的湖岸线还尚且可见，远处就成了漆黑的一片。这是八月里一个温和的夜晚，周围隐隐约约传来音乐声。
“真舒服。”珊尼亚说。
“嗯。”
她并没有刻意跟我聊什么，也许在她看来这是我的任务，又或者是觉得在忙碌的一天后，待在室外，光脚跷在围栏上，手里拿着一杯冰镇伏特加也够了。
“那些俄罗斯诗人到底对你哪里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问。
“就那些，”她说，“男人们喝了酒就想知道的东西。”
“他们就那么粗俗吗？”
“他们会先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念出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来愚弄我。有著名的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秋切夫，也有二十世纪的诗人。他们以为我是个年轻愚昧的小女孩，每念出一段诗句，我就必须说出对应的诗人。其中有布洛克和布宁的经典诗句，几乎每一本诗集里都有。我回敬了一首谢盖尔·叶赛宁的诗。谢盖尔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是清醒的，就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还能创作出伟大的诗句来。最后一首诗是用他的鲜血写出来的，因为墨水用光了。”
“你念他的诗了吗？”
“我就知道他们猜不出来，只能继续喝酒，最后还是由我揭开了谜底。”她的一只腿在另一只上搓了搓，继续说道，“其中一个人问我已经跟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其他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
“你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随便喊出了一个数字，大多数人认为我还是处女。我说男人的多少跟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发表的诗集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写了多少诗集，应该不会很多。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会发表大量的诗集。
“八本，”珊尼亚说，“不过我并没有把具体数字告诉他们，就让他们想破脑袋好了。”
突然我们都沉默起来，我看着她洁白的脚踝，脚趾甲被涂成了紫色，跟裙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她在我前面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点。
“女人喝酒的时候都想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
喝了一大口后，她又问：“你呢，有多少个女人？”
“不知道。”我说。
“都已经到数不清的程度了吗？”
“不是，我只是没刻意去数而已，觉得这不重要。”
“普希金跟第113个爱人结了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没这么多，差远了，我可才三十岁。”
“普希金结婚的时候也就三十岁。”
她看了看我的杯子，给我倒了点酒。
“我看呀，你就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她说。
“怎么听起来跟残废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可我觉得那样会很……无聊。”就像她得从几个词中做出选择似的，比如孤单、浅薄，最终选出了那个最不尴尬的词。
我经常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伴侣，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个人没有生活，名字背后也并未藏着故事。
“不过我也无法想象你结婚生孩子的样子，”珊尼亚接着说，“你总是在出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躲到诗集后面去。”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这一切还是会发生。并不是结婚，而是小孩，除非我跟卢卡一样——不育。
“这是究竟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那些旅行，还有你对诗歌的爱。”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过我的太爷爷曾经踏上船板，去了美国，参与建设了一座摩天大楼，还真敢去追梦。不过他读不读诗，我就不知道了。”
“普希金的太爷爷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养子，得到他仿佛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诗人们曾经为那位先父叙写普希金的热情。”
就好像是编出来的故事，一个神奇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宫殿和蜀锦衣服的时代，在马车和白马的时代，故事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情节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故事里有一个北非的穆斯林，一个沙皇，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一个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
闭幕式结束两天后，大约两千名观众欣赏完了诗人们在德林湖的木桥上的朗诵，我得负责让索菲亚怀上孩子了。聂胡达已经在妻子的帮助下种了一棵树。“就跟俄罗斯的宇航员出发去太空前一样。”珊尼亚说。诗歌公园里还举行了一个庄严的活动，立下了纪念碑，大伙儿一起乘船前往斯特鲁加对岸的那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还有一口一直嗡嗡作响的水井。诗人们弯下腰，去听井里的声音，仿佛卡斯塔利亚的源泉，试图从中获得灵感。尽管俄罗斯的诗人都喝了酒，好在没人提早上岸、脚下踩空的。所有人都安全地回到原地，搭飞机回家了。
珊尼亚的男朋友来机场接她，她问要不要送我一程。我还是决定坐火车回鹿特丹。那个双手黑乎乎的男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就跟所有男人看某个跟他们的老婆一起过了几天的人的眼神一样。另一天晚上，珊尼亚又来到了阳台上，拿着一瓶还没开的酒，告诉我自己曾经出过轨的事实。“难道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九本诗集吗？”我问。“还有人说十本呢。”她一脸坏笑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