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毛般的呼吸（第2/7页）

“你还在吗？”父亲问。

“在，索菲亚怎么样？”

“挺好的，她真是太棒了。对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卢卡呢？”

“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

也许孩子刚生下来，卢卡就又回到了厨房里。

那时候店里还没有无绳电话，我说：“我晚点打给他，他要做好多冰激凌，肯定很忙。”

“是啊，春天里冰激凌机器还没停过这么长时间呢。”

第二天我没有工作，跟国际诗歌节的组织方打了个招呼，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门上。阳光透过窗帘的一条缝隙照了进来，灰尘在那道刺眼的光线里打转。我想到了索菲亚的手，其实不该去想她的手，该想的是那个睡在妈妈身边的小男孩。画面是那么平和，梦里出现了那天鹅绒般的子宫。今天索菲亚就可以回家了。她的双手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仿佛一部一再重播的电影。按摩油，缠绕的手指，波浪式的运动。卢卡也享受过这种快感吗？我试图把画面暂停下来，好看清那个从床头柜里拿出来的瓶子里还剩多少按摩油。真是太舒服了，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想着当时的场景，还想要那双手。除了那双手，我别无所求，只是一种纯粹的欲望。

快十二点的时候，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是服务员，黑色的头发盘了起来，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门又啪的一声关上了。

直到后来，思念才向我袭来，是在我见过小古斯配之后。一到火车站，我就立刻赶到店里。那是五月里无云的一天，太阳高挂在空中。到店里时，我都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站在柜台后面，索菲亚在楼上，卢卡在厨房里，父亲在咖啡机后面。

“她在休息，”母亲说，“一会儿就下来。”

我摇了摇头，打算上楼去，很想看看那个孩子。

“让她再睡会儿。”父亲说。我经过他身边，直接上了楼。我上楼去睡索菲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而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我是个罪犯似的。

飞行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宝宝坐在我前面，是个三个月大的小女孩。妈妈抱着她在过道里转悠，好哄她入睡，而她就只顾着看周围的乘客，也包括我。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小宝宝，在巴塞罗那，在机场检票柜台的队伍里，在荷兰史基浦机场。我突然希望索菲亚会出现在到达大厅里，手里抱着古斯配，站在捧着玫瑰、拿着气球的人群中。在荷兰，还从来没人来机场接过我呢。

古斯配很小，衣服很大，侧躺着睡着了，手臂摆在身体两侧，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终于见到了，我想把他抱起来，紧紧地拥进怀里。

索菲亚睁开了眼睛，仿佛还没完全醒来，轻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只见她穿着内裤躺在床上，毯子丢在一旁。阁楼里很热，她也就没穿衣服，没盖被子。见到我倒也没被吓一跳。

“我想见他。”

她面带微笑看着古斯配。我们一起看着他，看着那扁扁的耳朵，那柔软的小脸蛋。

“好看吧？”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没能阻挡住，便从眼睛里滚落下来。

“我猜他一会儿就醒了，”索菲亚说，“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

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奇迹。就是这个小男孩在春天里让冰激凌机器停止了转动。瞧那小小的手和粉粉的手臂。

我弯下腰仔细看他的脸，那对眉毛就跟用画笔画出来的一样。一只小手微微动了一下，拳头松开了，不过还没醒来。绒毛般的呼吸，正如怡达·赫尔哈德在诗里写的一般，轻轻地一上一下，几乎察觉不到。

索菲亚也侧身躺着，面对着宝宝，说：“我再休息一会儿。”

“要我出去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再待一会儿。”

她嗯了一声。

这时我才闻到怡达的那首小诗里的味道：蜂蜜的香味，新鲜的牛奶，一窝刚出生的小动物，睡得正香。

索菲亚的乳头变宽了，颜色也变深了，胸很大，看起来很强壮，很美丽。不仅是她，他们俩躺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牵连。赤裸的身体看上去很自然，保护着宝宝和她自己。

卢卡在楼下做冰激凌，很晚才会上楼来，到时候我就该走了。

索菲亚闭上了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我小心翼翼地在古斯配的脑袋上亲了一下，使劲嗅了一口他的味道。是一种事实已成的味道，是出生，也是秘密。他没什么反应，和他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过去了。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古斯配出生后不久，我便第一次前往特拉维夫，去参加莎尔国际诗歌节。我在鹿特丹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抱着古斯配，只见他满额头的褶皱，盯着我的脸看。他似乎还没弄明白，不明白我在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不明白我那三天没刮的胡子。我把自己的鼻子贴在了他的小鼻子上。

卢卡白天晚上都待在厨房里，要准备三十种不同的冰激凌。下午就帮母亲卖冰激凌。他话不多，见了店里的常客，连声招呼都不打。那个星期我都没见他抱过古斯配。索菲亚每时每刻都跟宝宝待在一起。我要是从办公室里看见她坐在店外面，就会立刻下楼。很多时候古斯配都在睡觉，一只小手搭在妈妈胸前。

索菲亚告诉我，宝宝出生后体重总会下降一点，接着便一天接一天地长大。医护人员觉得古斯配长得很好。

我在鹿特丹的那七天里倒是没看出什么变化来，古斯配还是那么小，穿的衣服仍然那么大。也许头发的颜色变浅了一点，不过那么细微的变化很容易就从记忆的筛子里落下去。

卢卡的变化倒是很明显：眼睛变小了，眼袋一天比一天大。

“你儿子不让我好好睡觉。”一天下午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可是谁都没有笑。

当我抱着古斯配的时候，也许小家伙已经看清了一切，所以额头上才出现了褶皱。两张非常相似的脸，一个把胡子剃得滑溜，一个面带微笑；一个微微皱眉，一个被太阳晒黑。

到了特拉维夫我才知道组织方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诗人们用母语朗诵，再被翻译成以色列语。我需要英语翻译，于是一个系着围巾的小个子男人整天跟着我。他在欧洲议会上班，对诗歌毫无兴趣。不管我坐在哪里，他都跟在我后面，嘴巴贴在我的耳边，把诗句同步翻译出来，还时不时给出一些评论：“妈的，怎么又是玫瑰！去他妈的玫瑰花，去他妈的玫瑰花。”看来他不怎么喜欢比喻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