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当叮当

敬启

我现在有件为难的事，想请教您。

我今年二十六岁，出生在青森市的寺町。您或许知道吧，寺町的清华寺旁边有个叫友哉的小花店，我就是这家花店的二儿子。从青森的中学毕业以后，我进了横滨某家军需工厂当事务员，工作三年，后来又在部队生活了四年，无条件投降时，我回到了故乡。可是房子已经烧毁，于是我就和父亲、哥嫂三人在火灾后的废墟上，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小屋，一同过日子。母亲在我上中学四年级时去世了。

我挤进这小小废墟上的住宅，毕竟对不住父亲和哥嫂，同父亲、哥哥商量后，便在一家名叫A的三等邮局上起班来。这家邮局位于青森市七八公里远的海岸边上的一个村落，是已故的母亲的娘家，局长就是母亲的哥哥。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了，感觉自己日益变得庸俗无聊起来，实在很苦恼。

我开始读您的小说，是在横滨的军需工厂当事务员的时候。读了您在《文体》杂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说以后，搜罗您的小说就成了我的习惯。当我读了很多，得知您是我中学时代的前辈，并且还知道您在上中学时，来过青森寺町丰田先生的家，我的心几乎破碎了。经营和服店的丰田先生和我家住一条街，我很熟悉。上一代主人太左卫门先生很胖，正适合他这个名字，现在的太左卫门先生虽然瘦削但很潇洒，都想称呼他为羽左卫门[1]先生呢。不过好像大家都是好人呢。因为这次空袭，丰田家全烧了，好像就连仓房也被烧毁了，真让人同情。当我得知您在那个丰田家待过，就很想请现在的太左卫门先生写封介绍信，去拜访您，可因为我是个胆小鬼，只会空想，没有勇气落实到行动上。

后来我当了兵，被派去守卫千叶县的海岸，天天被迫去挖洞，直到战争结束。即便如此，我也偶尔能有半天休假，去城里找您的作品来看。于是就想给您写信，真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提笔给您写信了。可是，写了“敬启”之后，就不知道写什么好了。一来没什么事，二来我对于您来说，完全是个毫无关系的人，所以就只能握着笔一个人发呆。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也回到了故乡，开始在A邮局工作。上次去青森的时候，顺便去青森的一家书店看了看，当我找到您的作品，并且从您的作品中了解到您也因为罹灾，回到了出生地金木町的时候，我的心又一次为之欲碎。尽管这样，但我还是没有勇气冒昧登门拜访您的老家。想来想去，就决定先给您写封信。这回我也不会只写完敬启二字就茫然不知所措了，因为这封信里有事要说，并且是十万火急的事情。

我想求教一件事，我真的很犯难，并且这不光是我个人的事情，似乎还有其他人也因类似的思绪而烦恼，所以请您为我们这些人做一番指点。无论是在横滨的工厂，还是在军队的时候，我一直想给您写信，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可没想到，最初的这封信的内容竟是这样缺乏乐趣！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正午，我们在兵营前的广场上列队，聆听天皇陛下的现场广播，可是收音机被杂音干扰，几乎什么都无法听清。接着，一个年轻中尉毫无顾忌地跑上讲台，说道：

“听见了吗？明白了吗？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投降了。可是这是政治上的决定，我们军人要战斗到底，最后无一例外地选择自尽，以此表达对天皇的歉意。我本人是这么想的，希望你们也能做好精神准备。听懂了吗？好，解散。”

说完，那个年轻中尉走下讲台，摘下眼镜，边走边流眼泪。严肃一词是否就是说的这种场合呢？我呆立着，只见周围已朦朦胧胧暗淡下来，不知从哪儿吹来了凉风，我的身体也自然而然地像是沉到了地底下。

我想到了死，相信真的会死。前方的森林寂静得让人生厌，眼前漆黑一片，一群小鸟像一把撒向空中的芝麻，从树林顶端静悄悄地飞走了。

就在这时，从背后的兵营里，幽幽地传来了什么人用锤子钉钉子的声音。“豁然开朗”这个词儿或许应该用在这里。一听到这声音，悲壮和严肃顿时烟消雾散，我像是从附体的恶魔中挣脱出来，身轻如燕，呆呆地眺望着夏日的沙原，竟涌现不出一丝感慨来。

就这样，我往背包里塞满了东西，恍恍惚惚回到了故乡。

那个从远处传来的微弱的铁锤声，奇妙地剥去我军国主义的幻影，使我不再醉心于既悲壮又严肃的噩梦。可是我疑心那微弱的声音是否真的穿透了我脑髓的金靶子，让我至今沦落为一个患有癫痫病的、颇为异样的男人。

虽然如此，但绝不会狂妄地发作。正相反，如果有感于某事物，力求振作起来，就会听到那叮当叮当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幽幽的铁锤声。倏忽之间，我飘然若举，眼前的风景全然变了样，仿佛放映中的镜头突然中断，而眼睛仍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只剩下一片纯白的银幕，此时的心情多么虚幻，多么愚钝！

最初我来到这个邮局的时候，心想今后可以自由地学点东西，打算先写一部小说，然后寄给您，请您看看。于是我就利用邮局工作闲下来的工夫，写下了对军队生活的追忆。花了很大力气，写了将近一百页，在即将完稿的某个秋日的傍晚，做完邮局的工作，去公共浴池，边泡澡边琢磨着今晚将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是像奥涅金[2]的末尾那样，以辉煌的悲哀结尾呢，还是以果戈里的“吵架的故事”[3]式的绝望终结呢，我越想越兴奋。当抬头看到从澡堂高高的天花板上垂吊下来的电灯泡的光亮时，远处传来了那叮当叮当的铁锤声，霎时水退了下去，我随即变成了一个在昏暗的洗澡池一角，吧嗒吧嗒扑腾着洗澡水的裸体男人。

我觉得实在太无趣，于是从洗澡池爬上来，洗掉脚心的污垢，倾听着澡堂的客人们谈论配给的话题。普希金和果戈里都仿佛成了洋人生产的牙刷的名称，让人觉得乏味。从澡堂出来，过了桥回到家，默默地吃了饭，返回自己的房间，哗啦哗啦地翻看着桌子上将近一百页的稿纸，竟觉得无聊到让人腻烦的地步，连撕毁的力气也没有了，日后都被我擤了鼻涕。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没写出一行像样的小说。幸好舅舅那儿有几本仅有的藏书，有时我就借一些杰作，诸如明治大正时期的小说集来看，有的让人赞叹，有的却不然。我读书的态度极不端正，暴风雪的夜晚就早早上床睡觉，过着“精神”枯竭的生活。看了世界美术全集，久而久之，对自己以前那样钟情的法国浪漫派的画也失去了兴致，而现在更醉心于日本元禄时代[4]的尾形光琳[5]和尾形乾山[6]两人的造诣，感觉光琳的杜鹃花比塞尚[7]、莫奈[8]、高更[9]乃至比任何人的都好。就这样，渐渐地我的所谓精神生活像是重新复苏过来，可毕竟自己不敢狂妄地想当光琳、乾山那样的名家。哎，也就是一个乡下的业余爱好者，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坐在邮局的窗口，数着他人的钞票，仅此而已。即便是这样的生活，对于像我这样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能力的人来说，绝非是一种堕落。或许真有谦虚这顶王冠，只有兢兢业业做好日常平凡的工作，才称得上是高尚的精神生活。我逐渐开始对自己每天的生活产生了自豪感。那时正值日元的转换时期，就连这个偏僻乡村的三等邮局，不不，可能正因为规模小，人手不足，才会忙得不可开交。那阵子，我们每天从一早起，就为存款申报的受理、旧货币验讫的张贴，忙得筋疲力尽，得不到休息。尤其觉得自己是舅舅家的食客，而此时正是报恩的好机会，便拼命地干活，以至于两手沉重得像戴着铁手套，丝毫感觉不出是自己的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