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珊

一

丈夫像丢了魂似的，轻手轻脚地迈出了大门。晚饭后，我正在厨房收拾碗筷，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顿觉脊梁骨凉飕飕的，心里一阵难过，几乎打坏了盘子。我不由得叹了口气，稍稍直起身子，从厨房的格子窗往外看。只见丈夫身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白和服，腰间缠着多重细腰带，沿着弯曲的爬满南瓜蔓子的篱笆，漂浮般地走在夏天的暮色中，那背影就像一个并非活在现世上的幽灵，既冷漠又无情。

“爸爸呢？”

正在院子里玩耍的七岁的大女儿，用厨房门口的水桶一边洗着脚，一边天真地问我。这孩子比起母亲来，更仰慕父亲，每天晚上都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和父亲并排铺着被褥，睡在一顶蚊帐里。

“去寺庙了。”

我随口敷衍了一句，可是说出口以后，才发觉是一句颇不吉利的话，身子直发冷。

“去寺庙做什么呀？”

“盂兰盆节啊，所以爸爸上寺庙拜佛去了。”

谎言出乎意料地流畅。不过，那天正是盂兰盆节中的十三日。人家孩子都穿着漂亮的和服，来到家门口，得意洋洋地翩翩舞动着长长的衣袖玩耍，而我们家的孩子们，因为像样点儿的和服都在战争中烧毁了，所以即使是盂兰盆节，也只能穿着和平时一样的粗劣的洋服了。

“是吗？会不会早点儿回来呢？”

“是呀，不知道呢。雅子要是乖的话，也许能早点儿回来呢。”

我虽然这么说，可看他那样子，今晚一定又在外面过夜了。

雅子进了厨房，然后走到三张铺席房间的窗户边坐下了，寂寞地望着外面嘟囔道：

“妈妈，雅子的豆儿开花了。”

听到这儿，我心里觉得可怜，含着泪应道：

“让我看看，啊，真的！马上就要结很多豆儿呢。”

大门旁边有一块三十多平方米的田地，以前我在那里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就顾不上地里的活儿了。加上过去丈夫还帮我干点儿农活儿，可近来完全不管家里的事。隔壁邻居的地里，人家丈夫打理得规规整整，长出了各种喜人的蔬菜，而相比之下，我们家地里只生长杂草，实在觉得难为情。雅子把配给的一粒豆儿埋在土里，浇上水，豆儿冒出了芽，这对于没有玩具的雅子来说是唯一可以自豪的财产了。去隔壁邻居家玩儿的时候，她也总是“我家的豆儿，我家的豆儿”，炫耀个没完，不觉得难为情。

落魄。萧条。不，这在当今的日本，已经不仅限于我们了。尤其住在这东京的人们，处处萎靡不振，失去了活力，疲惫不堪地缓缓转悠着。我们的家产也全部烧毁了，每每感到身世的凄凉。可是，作为人妻现在感到最痛苦的不是这些，而是这世上还有比这更为紧迫的，比什么都痛苦的事情。

我丈夫在神田一家有名的杂志社工作了将近十年，八年之前和我经过平凡的相亲后结婚了。从那时候起，东京的租借房就已经很少了，我们最终租到了中央线沿线、位于郊外农田里的这幢狭小的独门独院的房子，我们住在这儿直到大战结束。

丈夫因身体孱弱，免于应征入伍，每天平安无事地到杂志社上班。战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居住的这座郊外的小城，由于有飞机制造厂，离家很近的地方，频频飞来炸弹。终于有一天夜里，炸弹落在屋后的竹丛里，于是厨房、厕所和小房间都被炸得稀烂，全家四口人（那时候，除了雅子，长子义太郎也出世了。）无法在破房子里住下去了，于是我和两个孩子疏散到我的故乡青森，丈夫继续住在几乎坍塌的房屋里，依旧到杂志社上班。

我们疏散到青森市不到四个月，青森市也因遭到空袭而全被烧毁，千辛万苦搬到青森市的所有行李也都烧光了。我们只穿着仅有的随身衣服，带着一副悲惨的样子，跑到青森市没有被烧毁的亲友家里，每天茫然不知所措，像是活在地狱之中。就这样，在人家里住了十天左右，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我怀念起丈夫所在的东京，带着两个孩子，像个乞丐似的回到了东京，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就托木匠把破烂的房子大致修整了一下，重新过上了先前一家四口团聚的日子。可是就在稍稍松口气的当儿，丈夫却发生了变化。

杂志社遭到破坏，加上社里的董事之间因资金问题闹纠纷，杂志社宣告解散，丈夫突然间成了失业者。幸亏丈夫在杂志社工作时间长，有很多熟人，于是就和其中有实力的人共同出资，新开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两三种书。可是因纸张购入方法不当，亏损甚多，丈夫也因此欠了多额债务，为了收拾这堆烂摊子，每天早出晚归，弄得疲惫不堪。他本来就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从那以后，越发缄默无言了。后来，出版社的亏损终于有了填补的眉目，而丈夫完全失去了工作的劲头。不过，他也不是整天待在屋子里，有时又像在思考什么，呆呆地站在走廊上一边抽烟，一边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啊，又来啦！每到这时，我总是提心吊胆。而丈夫却像突然想起什么，深深地叹息，将抽了一半的香烟扔向院子，然后从抽屉里取出钱包揣进怀里，便像那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样，蹑手蹑脚，偷偷溜出大门，当晚大体上是不回家的。

丈夫是个好丈夫，脾气也好。要说喝酒，日本酒最多能喝一合，啤酒也不超过一瓶，虽然也抽烟，但那只是配给的香烟过过瘾罢了。结婚快十年了，这期间丈夫从未打过我，也没用脏话骂过我。唯独有一次，有客人来找丈夫的时候，雅子那时刚三岁，爬到客人那里，把客人的茶杯打翻了，丈夫当时叫我，我在厨房啪嗒啪嗒扇炉子没有听见，丈夫见没有回音，就紧绷着脸，抱着雅子来到厨房，将雅子放到地板上，用一种杀气腾腾的眼光瞪着我，伫立良久，一句话都不说。接着，一下子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走向房间，猛地把隔扇门拉上，那声音特别大，甚至震动了我的骨髓，我开始感受到男人的可怕。不过记忆里，丈夫向我发怒只有这么一回。战争期间，我也吃过很多常人吃的苦，即便如此，想想丈夫的温情，我还是要说这八年我是幸福的。

（他不久变成了怪人。那事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疏散的青森回来，相隔四个月后和丈夫见面时，丈夫的笑容显得很卑屈，神色惴惴不安，像是在回避我的视线。我只觉得那是因为一个人生活多有不便，所以才变得如此憔悴，心里不免有些心疼。或许在这四个月里，啊，不能再想了，越想越会深深陷入痛苦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