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4/16页）

我们在布伦瑞克旅馆停下来。

“我住在这里，”伯特说，“这是我的欢乐之家。”

“我们不能进去，”内奥米说，“他们不准你带女孩子进房间。”

“等着瞧吧。”

我们从一个后门进入旅馆，上了楼梯，走过一段走廊，尽头有一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形状的容器，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说显得漂亮极了。我们进了一间卧室，彼此分开，坐在突然炽热起来的灯光下。伯特坐着，后来是躺在床上。内奥米坐在椅子上，我坐在破旧的膝垫上，我们的裙子体面地展开。克里夫坐在冷的暖气片上，但是又起来去修理纱窗，给我们倒了威士忌，和他买的姜汁混在一起。我们吃了热狗。我知道停下车进来是个错误。我的快乐情绪渐渐消逝了，虽然我又喝了许多，希望那种感觉会回来，我只觉得膨胀发热，身体麻木，尤其是手指和脚趾。

克里夫敏锐尖声地对我说：“你相信女人有平等的权利吗？”

“是的。”我努力恢复神志，鼓起勇气，感到一种责任，希望讨论这个话题。

“你也相信对女人的死刑吗？”

“我不相信死刑。不过如果要有的话，是的，对女人。”

他又像发射子弹般问：“你相信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被绞死吗？”

我闷闷地大声笑着。我的责任感又回来了。

于是，伯特和克里夫开始讲笑话了。每一个开头都很严肃，持续一段时间，像引发思考或有教育意义的奇闻趣事，所以你要始终保持警觉，到了该笑的时候，不要被留下来愚蠢地张着嘴。我担心如果没有立即笑起来，就会给人以我太天真无知、听不懂笑话的印象，或让人觉得我受了冒犯。许多这样的笑话都和第一个一样，我或内奥米有必要提供直接线索以及进行的方式，避免让自己感觉愚蠢，被迫以不情愿的、恼怒但仍可忍受的方式做出回应，眯着眼睛、微露笑容跟随故事情节，好像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谈笑之间，伯特对内奥米说：“和我到床上去。”

“不用了，谢谢。我在这里很好。”她不再喝酒，往旅馆的杯子里弹着烟灰。

“你对床有什么反感吗？在那里你可以变得更有精神头儿。”

“那么就去精神精神吧。”

克里夫一直不安静。他在屋子里跳来跳去，练习拳击，举例说着他的笑话，向床上的伯特冲去，直到后来伯特也跳了起来，他们假装在打架，互相靠近出拳，屈膝弹跳，大笑。内奥米和我不得不把脚缩回来。

“一对白痴。”内奥米说。

伯特和克里夫打完后把胳膊搭在彼此的肩膀上，正襟危坐地面对我们，就像是台上武打表演结束那样。

“从你的装束上看你一定是牛仔—”伯特说。克里夫唱着回答：“我看你的穿着也像牛仔—”

“你可以看出来我们都是牛仔—”

“嘿，拉斯特斯。”伯特毛骨悚然地说。

“啊？”

“你四岁还是五岁？”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四岁还是五岁。”

“嘿，拉斯特斯？你了解女人吗？”

“不，不了解。”

“你四岁。”

我们笑了，但是内奥米说：“那是模仿杜伯敦的金石门化装黑人乐队演出，我以前听说过。”

“我要去洗手间。”我说着站起来。我一定是还醉着。一般我不会当着男人面这样说。

“我批准你去。”伯特宽容地说。“你去吧。你获准离开房间。走过大厅，到上面写着—”他仔细盯着我看，然后把脸伸过来，几乎触到我的胸部—“啊，我现在看见了—女厕所。”

我找到了厕所，使用时没有关门，后来才想起来。向回走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装红色液体的气泡，和那边走廊尽头的一盏灯。我朝它走去，经过伯特的房间。过了灯有一扇门，因为这个夜晚很暖和，门开着，是防火应急出口。我们在旅馆的三楼或者顶楼。我迈步出去，绊了一下，几乎翻过栏杆，然后回到原位，弯腰费力地脱下凉鞋，我责怪它们害得我绊倒。我一路走下楼梯。离地面大约有六英尺的距离。我先把鞋扔下去，自忖想到这一点很聪明。然后坐在最下一层台阶上，尽可能矮下身，然后跳下去，落到旅馆和无线电台之间小路的地上。穿上鞋，我困惑了；我本来是想回到房间的。我想不起现在该去哪里。我完全忘了河水街的房子，还想着我们是住在弗莱兹路呢。最后我记起了内奥米家的房子；仔细计划一番，我想我会到达那里。

我沿着布伦瑞克旅馆的外墙走，不时磕碰在砖上，从旅馆后面出来，再沿着对角街走—先走错了方向，不得不转回来—径直过主街，太晚了，街道两边都没有车了。朦胧的月光下看不清邮电局钟上的时间。一走下主街，我决定在草地上走，经过人们的前院，因为人行道太硬了。我又脱下了鞋子。我想我必须把我的发现告诉大家，人行道硌脚而草地很柔软。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呢？我来到曼森街内奥米家，忘记了我们没有锁后门，走到前门的台阶上，试图开门，打不开，锁着，开始我还保持着礼貌，然后越来越大声。我想内奥米一定在里面，会听见，来给我开门。

没有灯亮起来，但是门的确开了。内奥米的爸爸穿着睡衣，光着腿，灰白的头发在大厅的黑暗中发着光，像复活的尸体。我说：“内奥米—”这时我想起来她在哪儿了。转身踉跄着走下台阶，朝河水街走，现在我也想起了河水街。然后我越发谨慎，躺在门廊的秋千上睡着了，卷入深深的光和暗影的旋涡中，无助，打着散发热狗气味的嗝。

内奥米的爸爸没有回去睡觉。他坐在厨房的黑暗中，直到内奥米回家，然后用皮带抽她的胳膊、腿、手，一顿乱打。他让她跪在厨房的地板上，向上帝发誓，说她绝不再喝酒了。

至于我，黎明醒来时，冻得发抖，恶心，周身疼痛，及时离开门廊，在房子侧面的一片牛蒡中呕吐。后门一直开着。我把脸和头发伸到厨房的洗手池里，试图去掉威士忌的气味，安全地爬到床上。等母亲醒来我告诉她，我在内奥米家病了，夜里回来的。一整天我都躺着，头疼得像被重重击打过，胃里翻江倒海，异常虚弱，有一种挫败和放松感。我感觉被幼稚的东西救赎了—我的旧斯佳丽·奥哈拉灯，固定我那带点的柔软窗帘的蓝白色金属花。我读《夏绿蒂·勃朗特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