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5/16页）

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铁轨那边低低的草坪，六月的草呈紫色。我可以看到一点儿瓦瓦那什河，水位还相当高，还有银色的柳树。我梦想着十九世纪的生活：散步、学习、正直的品行、礼节、少女时代、平和宁静。

内奥米来到我的房间，粗暴地低语：“天哪，我真恨不得杀了你，你怎么可以就那样一走了之。”

“我不舒服。”

“不舒服个头啊。你以为你是谁？你知道克里夫不是个白痴。他有好工作。他是保险金理算员。你想和什么人交往？高中生是不是？”

然后她给我看鞭痕，说了她爸爸是怎么对付她的。

“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他很可能后悔那样做。不然他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我没有说。他也没有。也许他搞错了，认为我是某种幽灵幻象。内奥米第二个周末又和伯特·马修斯出去了。她不在乎。

“他可以打我，直到他气得脸色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要过正常的生活。”

什么是正常的生活？那就是乳品店办公室女孩的生活：淋浴，亚麻布品，壶，锅，银器，复杂的女性秩序；然后翻转过来，另一面是同性恋舞厅，夜里在黑路上醉酒驾驶，听男人的笑话，忍受并谨慎地和男人战斗，抓住他们，抓住—生活的这一面没有另一面就不能存在，通过经历和习惯两种状况，一个女孩把自己置于通向婚姻的路上。没有别的方式。我做不到。不能。最好做夏绿蒂·勃朗特。

“起来穿好衣服跟我下来。对你有好处。”

“我感觉太虚弱了。”

“你长大了。你想干什么，剩下的一辈子都趴在洞里吗？”

我们的友谊从那天开始渐渐消失了。我们不再去对方的家。我们第二年冬天会在街上遇见，她穿着新的毛边外衣，而我还是抱着一大叠课本，她会提到她最近的生活。通常她是和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出去，某个来自波特菲尔德、蓝河或杜伯敦的人。她很快就甩掉了伯特·马修斯。原来，他的角色只是带着年轻的女孩第一次出去；他只追求没有经验的那种，虽然并不真的打扰她们，或让她们有麻烦，尽管他爱讲话。克里夫出了车祸，她告诉我，一条腿膝盖以下截肢。“难怪他们都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她说，语气里带着母性的纵容，甚至骄傲感，仿佛像鱼一样喝酒，像傻瓜一样开车还是恰当的行为，可叹但是必要。过了一阵，她不再向我汇报最新的进展。我们在诸伯利城里见到时只是打打招呼。我感觉她已经远离了我，置身于那个我模糊而担心地认为是真实的世界，而我则置身于学校所教授的各种各样遥远且无用的、特别的知识里，也远离了她。

我在学校得了A等成绩。我从来不满足。一旦拖回家一个A，就开始考虑下一个。它们似乎是有形的，铁一样沉重。我让它们堆在身边，像防护屏一样，如果我失去一个，就会感觉到危险的缺口。

高中大厅里，那些在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行动中死掉的学生的光荣榜周围挂着木屏，每年级一个；里面插着小小的银质姓名标牌，是每年分数最高的学生的，直到他们消失在工作中，或者做了妈妈。我的名字也在那里，虽然不是每年都有。有时杰里·斯多利会超过我。他的智商是诸伯利高中有史以来或瓦瓦那什郡所有高中里最高的。我唯一能排在他前面的原因是，他埋头于理科，让他有时不耐烦于他所说的“需要记忆的”科目（法语和历史），还有英国文学，他似乎焦躁地认为那是某种人身侮辱。

杰里·斯多利和我一起游逛。我们在大厅里交谈。我们渐渐开发了一个词汇游戏，主题范围是别人都不懂的。我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小小的滚筒油印的几乎辨认不出的校报上。大家似乎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我们被半宽容半轻蔑地称作“智囊团”或“神童”，杰里比我更懂得如何忍受他们。我们因为被配成一对儿感到很伤心，就像动物园里某种奇异物种的仅有成员，憎恨人们认为我们相像，因为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杰里比我古怪畸形一千倍，也没有我有魅力，很显然他认为把我的头脑和他的归为一类是由于没有鉴别区分的能力，就像是说托斯卡尼尼和地方乐队指挥同样有天赋一样。当我们讨论未来时，他坦率地告诉我，我所拥有的是一流的记忆力，对于语言，女性通常具有天赋，而女性逻辑推理相对要弱，几乎没有抽象思维的能力。他说，我比诸伯利大多数人聪明得多，这并不应该让我盲目，因为事实上我很快会在外界的智力竞争中达到极限。（他严肃地补充：“我也是同样，我总是力争保持希望。我在诸伯利高中看起来不错，在麻省理工学院呢？”谈到他的未来，他充满远大的抱负，但谨慎地以讽刺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以冷静的自我警告的方式搪塞开。）

我像个士兵一样对待他的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也就是说，我知道他的话都是真的，但是我仍然感到足够强大，在我认为他看不到的领域，他判断的方式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不赞赏他的思维技巧，因为人只能赞赏和自己相似但要强大一些的能力。他的头脑对我来说仿佛一个马戏团帐篷，充满灰暗的设施，当我不在的时候，他在上面的特技表演炫耀而枯燥。我小心不让他发现我的想法。显然他忠实地告诉了我他对我的看法；我不想这样对他。为什么？因为我对他的感觉就像女人对男人的感觉一样，一种温柔、膨胀、专制、荒诞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冒险干预它；我对他隐藏了我近乎轻蔑的冷漠。我觉得我很有策略，甚至很好心；我从不认为自己骄傲。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去学校舞会，跳得很糟糕，自我意识强烈，彼此激怒，高中生恋人的伪装让我们羞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利用这种身份，直到我们发现摆脱这种局面的方式是以之取乐。戏仿和自我解嘲是我们的救赎之道。我们尽可能开心，安然，有时残忍，同志一般，而不是像一对结婚十八年的夫妻。他叫我茄子，因为我有一件可怕的酒红色平纹皱丝裙，是用弗恩留下的裙子改的。（我们一下子变穷了，战后的银狐生意不好。）母亲改裙子的时候，我希望改出的效果会令人满意，让我宽大的臀部看起来有诱人的光泽，就像吉尔达广告上的丽塔·海华斯裙子；我穿上时试图告诉自己是这样的，但是杰里做了个鬼脸，夸张地笑着，用尖厉开心的声音说：“茄子！”我立刻知道了真相。我也试图马上和他一样觉得好笑，这几乎奏了效。在街上我们继续即兴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