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第4/5页）

“不过，我不觉得……”

他抬起一只手，做出原谅的手势：“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坦率地对我开诚布公，我觉得我值得这样的态度。你用这间办公室有没有其他目的，你有没有不经同意，把你的朋友，或者连朋友都不是的人叫来看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你自称是个作家。好吧，我读过不少东西，从来没见过你的名字。难道你用笔名写作？”

“没有。”我回答道。

“好吧，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些作家的名字我确实没有听说过。”他和蔼可亲地说，“这个问题就算了吧。你以你的名誉担保，在你占用的这间办公室里，不会再有欺骗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事端。”

不知何故，我的怒火迟迟未发。一种愚蠢的，难以置信的感觉妨碍了我的表达。我能做到的只是站起来，走到走廊上去。他的话余音未了地跟在我身后，还有锁门的声音。我想，我得走了。但是，当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看着我自己的工作，我又想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房间，我在这里工作得多么好。于是我决定不能被逼走。我觉得，毕竟，我们之间的斗争已经走到了死局里。我可以拒绝开门，拒绝看他的便条，碰到他时拒不说话。我的房租提前付过了，要是我现在走，看起来他也不会退给我钱。我决心不在乎。在此之前，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稿子带回家，防止他偷看。现在看来，似乎这种防范措施都是在贬低自己。就算他看了，又何妨？难道比黑暗中，一只老鼠爬过我的稿纸更严重吗？

几个回合之后，我又在门上看见了便条。我每回都不想看，但每回都看。他的指控越来越具体了。他听到我屋里的响动。他太太要午睡的时候，我的动静影响她的休息。其实，我除非是周末，从来不会在下午来办公室。还有，他在垃圾里发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对按摩医师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明白麦利先生的人生传奇是如何建立的，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当便条变得越发恶毒以后，我们的私人碰面便没有了。有一两回，我在走廊上看见他佝偻的，汗流浃背的背影消失。慢慢的，我们的关系进入了一种纯属虚构的白日梦阶段。他用便条谴责我，说他和五号的人关系很好。五号是邻社区的一座咖啡屋，我估计他这么说是出于某种象征主义目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情再发生了，便条会继续，内容大概会越变越怪诞，因此也就越发不会影响我了。

星期天的上午，他再次敲我的门。大约是十一点钟的时候，我刚进门，脱掉了外套，把水壶放在电炉上。

这次，是另外一张面孔了。疏远，神圣不可侵犯，闪烁着一脸发现了罪行证据的强烈快感之光，让人浑身发冷。

“我问一下，”他激动地说，“你不介意跟我去一趟走廊吧？”

我跟他去了。盥洗室的灯开着。这间盥洗室是我的，没有别人用，不过他没给过我钥匙，所以门一直是开着的。他在门前停下了脚步，把门一推，眼睛垂下来，小心翼翼地吐了口气。

“这是谁干的？”满腔的悲痛。

梳洗台和脸盆上方的墙上，遍布各种线条画，还有那类常常在海滩的公共洗手间看到的评论。我在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的市政厅洗手间里也见过这样的东西。是用一管口红画的，通常也都是如此。我想，前一天晚上肯定有人来了，也许是一伙少年，他们星期六晚上总是在购物中心附近巡游闲荡。

“本来就该上锁。”我冷淡而又坚定地说，仿佛借此就能摆脱这个局面，“够乱的。”

“显然。在我看来，都是些淫秽的话。也许对你的朋友来说，只是玩笑。对我来说不是的。别告诉我这是艺术作品。一大早，推开自家的门，看见这样的东西，真是件喜事儿。”

我说：“我觉得口红能擦掉。”

“哦，我只能庆幸我太太没看见这种东西了。让女人心烦，结果可真美好。现在，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们叫来，让他们拎着桶和刷子来这里聚会？我也正好见见这么有幽默感的人。”

我转身就走，他笨拙地挡住我的路。

“我不觉得还有什么疑问。这些图案怎么跑到我墙上来的，很清楚了。”

“要是你想说的是，我和这些东西有关，”我语气平淡，疲惫不堪，“你肯定是疯了吧。”

“那么它们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盥洗室？嗯？谁的？”

“门又没上锁，谁都能进来。也许昨天晚上我回家以后，街上哪个孩子上来干的，我怎么会知道？”

“明明是大人把孩子教坏了，还把什么都推到孩子头上，真是可耻。这件事儿倒是值得你思考。你知道吧，有一部法律，叫《反诲淫法》，适用于这种情况，我估计文学也包括在内。”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深深呼吸，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真想宰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脸看起来多么令人作呕，皮肤松软，眼睛几乎都闭上了，鼻孔是张开的，为了嗅一嗅美好的正义气味，胜利的气味。要是没有这件蠢事，他就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他现在有机会了。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见了一种让他失去勇气的表情。在这种重大胜利的关键时刻，他竟然退回墙脚，开始说，实际上，事实上，他也并不是真的觉得我这人会做这样的事，更可能是我的某个朋友干的—我进了自己的房间，甩上了门。

水壶发出可怕的尖叫，几乎都已经烧干了。我抢一般地把它从电炉上拿了下来，拔下插头，在狂怒之中，哽咽地站了一会儿。等情绪过去，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折起了轻便桌，拧紧了速溶咖啡罐，把它和黄杯子、调羹都放进了当初搬它们用的大包里。包一直折叠着放在架子上。我孩子气地想报复那株植物。植物和花茶壶一起，放在屋子的角落里，还有他送的废纸篓、垫子。对了，我忘记说了，垫子后头藏着一把塑料铅笔刀。

我带着东西下楼，朝自己的汽车走过去。麦利太太来了。自打第一天以后，我几乎没见过她。她看起来并不意外，而是颇为冷静，一脸听天由命的样子。

“他认错了。他不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