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第4/9页）

我本可以告诉拉明，从很多方面说，极权主义社会和民主社会都是彼此的哈哈镜，它们都反映了对方的潜能，预见了对方前路的陷阱。在像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想象力受到一个渴望全权控制公民生活的政权的威胁；对这些公民来说，反抗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关乎存在的行为。但在民主政体中——这个绝不存在赤裸裸的专制的地方——又是如何呢？在极权主义国家，暴行与镇压是以最明火执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酷刑、专制律法、死刑。讽刺的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想象的价值，它对国家这一实体的威胁，它对公民生活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这是专制社会下的人们更愿意冒着极大风险去读禁书、看禁片、听禁曲的一个原因。对他们来说，文学不单是一条通向能读会写的途径或者一段教育中的必经阶段。它是一种基本的需求，一种重新取得被国家褫夺的身份认同的方式。

尽管读写能力是通向那种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的首先和基本的一步，这样的公民对于繁荣的民主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方式也同样重要。撇开意识形态倾向，那些肆意祸害着伊朗、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和朝鲜的独裁政府也心存忌惮，这情有可原，他们怕的是读写的后患——也就是，知识和尝食禁果，以及随之萌生的对全然不同的权力与自由的期许。这就是为什么塔利班要拆毁学校，并想要谋害像马拉拉[19]那样的年少的女孩，因为她们够勇敢，公开地表达了对教育和自由的热切渴望。

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嘲谑之语令人难忘：列宁、斯大林都是有文化的人——斯大林是个编辑，他原话是这么说。但问题是，“他们的暗杀名单比他们的书单还要长”。极权国家把所谓的博雅教育视作危险和有颠覆性的东西，并想要不计代价地清除它们，这并非全无理由。他们知道真正自由的质询会有什么危险。他们对民主社会的恐惧和敌意，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文化影响及其带来的麻烦，而非它的军事影响。因此，讽刺的是，我们日渐置若罔闻和贬抑看轻的东西恰是他们珍视欣赏的东西。

在民主国家里，艺术不大可能再威胁到国家或者产生这样一种紧迫感。你可能被引入一种意识麻木之中，一种智识怠惰的状态。“对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被国家迫害的可能性（其实通常是确定性），不如说是被国家面貌催眠的可能性——而这面貌，无论是荒谬，还是趋于好转，都是短暂的。”又是布罗茨基！在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这句话都适用。每个国家，包括极权国家，都有它的魅力与吸引力。我们为屈服所付的代价就是趋同从众，一种自我对集体命令的投降。小说是一剂解药，是一种对个人选择之力量的提醒。每本小说在核心处都有一个由至少一位主人公做出的选择，它提醒着读者，她可以选择做她自己，做与父母、社会或国家的要求相悖的事，并且听从自己微弱但至关重要的心声。

让布罗茨基、纳博科夫、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和汉娜·阿伦特——所有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这样说的话还有爱因斯坦）——抵抗他们祖国的极权政府并拒绝西方民主的空洞诱惑的东西，本质上说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深知，否定和背叛内在自我并不只是一种对暴君意志的投降，而且是一种自戕的死亡。你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车轮里的小轮齿，而你对这一车轮无法操控——就像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只不过没了喜剧性。

那种内在自我使个人有可能变成对国家和世界承担起责任的公民，把他们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连接起来，变成积极明智的参与者。为此，他们需要了解，停下来，思考，并且发问。我们在那么多美国小说主人公身上发现的正是这种品质，从哈克贝利·费恩到《心是孤独的猎手》里的米克·凯利都是如此。我们如何能保护自己免受一种操纵文化的影响？在这种文化里，口味和香味可以在实验室里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并被当作天然食品卖给我们，宗教信仰可以经过包装在电视上播放并在推特上推送，商业对我们的影响已经潜入了生活的每个角落，以至于他们不只规定了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读什么和想要什么，而且规定了我们梦想什么、怎样去梦想。我们需要真相的本原之美，正如小说、诗歌、音乐和艺术向我们揭示的那样：我们需要重获想象的第三只眼睛。

如果我在伊朗的学生和千百万其他如马拉拉和拉明一样勇敢的人赌上生命来保持自己的个人气节，维护接触自由思想和教育的权利，那么为了保护通向这个想象共和国的通道，我们会赌上什么呢？说只有专制政权里需要艺术和想象就是在贬低生命本身。引起对写作的需求或者对阅读的渴望的，并非疼痛和残忍。若我们相信《美国宪法》的前几个字——“我们，人民”，我们就应该知道，捍卫想象与自由思想的权利，并不只是作家和出版商的责任，也是读者的责任。我想起纳博科夫的表述：“读者生而自由，且应保持自由。”当作家们身陷囹圄，或者他们的书遭删节查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抗议。但读者怎么办？谁来保护我们？要是一个作家出了书却没有人读怎么办？

“在我害怕失去之前，我从未爱过读书。人不会去热爱呼吸。”《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司各特如是说，他表达的是千千万万人的相同感受。我们得读书，我们得继续读伟大的充满颠覆性的书，读我们自己的和来自其他地方的书。要保障这一权利只能通过我们每个人——公民读者——的积极参与。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特别痴迷《绿野仙踪》，我对多萝茜生活的另一个地方——她在堪萨斯的家非常留意。作者用几个细节描绘了这个地方：那所房子其实是一个大的房间，多萝茜、艾姆婶婶、亨利舅舅和多萝茜的小狗托托都住在里面。“当多萝茜站在门口，向四周眺望时，除了四周都是灰色的大草原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那一片宽阔平坦的原野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间小屋子。每一个方向，都一直伸展到天边。那太阳烤炙着这耕作过的田地，使它变成为一片灰色的有许多裂缝的荒土。即使是草也不绿，因为太阳烤炙着它们的顶部长叶，使得它们不论从何处看起来，同样的都是灰色的。有一次，屋子油漆过了，但是太阳把油漆晒起了泡，雨把它洗干净了，如今这屋子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地暗淡和灰色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