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要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而你恰巧不在,于是他留下口信,请你一回家就打个电话给他,说他有要紧的事,那么这件事多半是对他要紧,而不是对你要紧。如果是要送你一样礼物,或是帮你什么忙,大多数人都不会急不可耐。所以,在我回到寓所更衣吃饭前,只有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喝杯茶,抽支烟,看看报纸,听到我的女房东费洛斯小姐告诉我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打电话来,请我立刻回个电话给他,我觉得自己完全不用把他的要求放在心上。

“就是那个作家吗?”她问我说。

“是的。”

她亲切地朝电话机瞥了一眼。

“要我替你给他打个电话吗?”

“不用了,谢谢你。”

“要是他再来电话,我该怎么说呢?”

“请他留个口信。”

“好吧,先生。”

她撅起嘴唇,拿了空水瓶,朝屋里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不整洁的地方,然后走了出去。费洛斯小姐非常爱看小说。我相信她看过罗伊写的所有小说,她对我如此怠慢罗伊不以为然,这说明她很欣赏罗伊的小说。等我当天又回到寓所的时候,我发现餐具柜上有一张费洛斯小姐用她那粗大清楚的笔迹写的便条:

基尔先生又来过两次电话,问你明天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吃午饭。如果明天不行,请你告诉他哪天合适。

我扬起眉毛,感到有些诧异,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罗伊了。上一次会面也只是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几分钟。他为人亲切友好,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分手的时候,他还对我们难得见面由衷地表示遗憾。

“伦敦地方太大了,”他说。“你想会见的人总难得见上一面。下星期哪天咱们一起去吃顿午饭,怎么样?”

“我很乐意奉陪,”我答道。

“等我回家查看一下我的记事簿,再打电话给你。”

“成。”

我认识罗伊已经有二十年了,自然知道在他背心左上方的口袋里总放着那本小记事簿,上面记着他所有的约会。因此,和他分手以后没有再听到他的音讯,我也并不感到奇怪。而现在他这么迫不及待地盛情相邀,不可能使我相信他没有别的用心。上床前我抽着烟斗,心里反复思索着罗伊请我吃午饭的各种可能的原因。也许是一个仰慕他的女读者缠着他要他介绍跟我认识;也许有位美国编辑要在伦敦停留几天,请求罗伊安排我和他取得联系。不过,我可不能小看我的这个老朋友,认为他束手无策地不能应付这样一种情况。再说,他要我挑选一个合适的日子,看来也不大像是要我去和别的什么人会面。

没有一个小说家会像罗伊那样对一个被人交口称赞的同行表现得如此坦诚热情,但是在这个作家的声名由于懒散、失败或者哪个别人的成功而蒙上阴影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同行会像罗伊那样坦诚地立刻对他表示冷落。一个作家总会有顺境和逆境,我完全意识到当时我还没有受到公众的注意。显然,我很可以找个不致得罪罗伊的借口来谢绝他的邀请,不过他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假如他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决心要见我,那么只有叫他“滚蛋”,才能使他不再纠缠下去。可是我给好奇心打动了,而且我也很喜欢罗伊。

我曾经怀着钦佩的心情看着罗伊在文学界崛起。他的经历很可以成为任何一位从事文学事业的年轻人的典范。在我同时代的人当中,我还想不出有谁凭着如此微薄的才能竟然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好似聪明人每天服用比迈克斯,他的用量可能早已增加到满满的一大汤匙了。罗伊完全明白自己有多大才能,所以凭着自己的这点本事他竟然写了大约三十部作品,有时候他一定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查尔斯·狄更斯在一次宴会后的演说中曾说天才来自无穷无尽的刻苦努力。我不禁猜想在他头一次读到狄更斯的这句话的时候,他必然看到了启示之光,而且仔细琢磨过这句话了。如果事实确实这样简单,那他一定暗暗叮嘱自己,他也能和别人一样成为天才。后来当一份妇女刊物的情绪激动的书评撰稿人在对他的一部作品的短评中真的使用天才这个词(近来,评论家们相当频繁地爱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必然会像一个经过长时间的苦思冥想终于填好一个纵横字谜的人那样,心满意足地吁上一口长气。凡是多年来一直注视着他坚持不懈、勤奋工作的人都不会否认他好歹配得上被称为天才。

罗伊在开创事业的时候就具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他是家里的独子,他父亲是个文职官员,在香港当了多年的殖民长官,最后在出任牙买加总督后辞官回国。如果你翻开《名人录》,在字排得很密的书页中寻找阿尔罗伊·基尔的姓名,你会看到这样的条文:圣米迦勒和圣乔治高级勋位爵士,皇家维多利亚勋章高级爵士雷蒙德·基尔爵士(参见该条目)之独生子,其母埃米莉为已故印度军队陆军少将珀西·坎珀唐之幼女。他早年在温切斯特和牛津大学新学院接受教育。他是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主席,要不是因为不幸得了麻疹,他很可能成为大学的划船运动员。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引人注目,却仍属良好;他离开大学的时候没有欠下一点债务。罗伊早在那时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不愿白白地乱花钱,他确实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知道他的父母为了使他接受如此费用昂贵的教育,付出了不少牺牲。他的父亲退休以后住在格洛斯特郡斯特劳德附近的一幢并不华丽却也不简陋的房子里,不时还到伦敦去参加一些与他过去管理过的殖民地有关的官方宴会。遇到这种时候他总要去文艺协会看看,他是该协会的会员。后来当罗伊从牛津学成归来的时候,他正是通过这个协会里的一位老朋友,才使他的儿子当上一个政客的私人秘书。这个政客出乖露丑地当了两届保守党政府的国务大臣后,终于被册封为贵族。罗伊的这个职务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了解上流社会。他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机会。有些作家仅仅通过那些附有画页的报刊去研究社会上层的情况,因而在描述中往往出现有损他们作品的错误。而在他的作品中,你决找不到这类错误。他对公爵彼此之间如何交谈知道得一清二楚,也知道下议院议员、律师、赛马赌注登记人和男仆各自应当如何同一位公爵讲话。他在早期小说中用以描写总督、大使、首相、王族成员和贵族妇女的那种轻松活泼的笔调很有点儿引人入胜的地方。他显得友好而不自命优越,亲切而不莽撞无礼。他并不使你忘记他笔下的人物的身份,但却使你和他一起舒畅地感到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由于时代的风尚,贵族们的活动已经不再是严肃小说的合适的主题,我对此一直感到惋惜。罗伊对于时代的倾向素来十分敏感,因此他在后期的小说中仅限于描写律师、特许会计师和农产品经纪人的精神冲突。他在描写这些阶层的人物时没有原先那么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