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学期终于结束了。我再次在黑马厩镇车站跨出火车，心里十分兴奋。我个子略微长高了一点儿，我在特堪伯里做了一套新衣服，料子是蓝哔叽的，式样很漂亮，还买了一条新领带。我打算在家吃过午后茶点立刻就去看望德里菲尔德夫妇。我相信运输公司会及时把我的箱子送到，好让我穿上那套新衣服。这样一来，我看上去就完全像一个成年人了。我已经开始每天晚上在上嘴唇上面抹凡士林，好让胡子快点长出来。穿过小镇的时候，我朝德里菲尔德夫妇住的那条街望去，希望能见到他们。我倒很想顺路进去向他们问个好，但是我知道德里菲尔德上午在动笔写作，而德里菲尔德太太也还“不宜见客”。我有好些激动人心的事要告诉他们。我在运动会上赢得了百码赛跑的第一名，跨栏比赛的第二名。我打算夏天去争取历史学奖学金，所以我准备在假期里用功学习英国历史。那天虽然刮着东风，但是天空碧蓝，空气中已有一丝春天的气息。大街上的各种色彩都给风刮得一干二净，整个线条轮廓好似用新的画笔勾勒出的那么清晰，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景致颇像塞缪尔·斯科特^{①的一幅画，宁静、自然、亲切；不过当时它在我的眼中只是黑马厩镇的大街罢了。我走到铁路桥上，看到有两三幢房子正在破土动工。}

“哎哟，”我说，“乔治勋爵倒真干起来了。”

在远处的田野里，一些雪白的小羊正在跳跳蹦蹦地嬉戏，榆树刚刚开始吐出绿芽。我从边门走进牧师公馆，叔叔正坐在炉火旁的扶手椅上看《泰晤士报》。我大声叫我婶婶，她从楼上走下来，憔悴的脸蛋儿上因为见到我而激动得泛起了两片红晕。她用她那衰老瘦弱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说的都是我爱听的话。

“你真长大了！天哪，你嘴上都快长胡子了！”

我亲了亲叔叔那光秃秃的脑门，接着我在炉火前站定，双腿叉开，背对着火，完全像个大人那样摆出一副很有气派的架势。随后我上楼去和埃米莉打了招呼，又跑到厨房去和玛丽—安握手，最后到花园里去看了看花匠。

我坐下吃饭的时候肚里觉得很饿，叔叔在切羊腿肉，我问婶婶说：

“我不在的时候镇上有什么新闻？”

“也没什么。格林考特太太到芒通^{②去了六个星期，几天前才回来。少校发过一次痛风。”}

“还有，你的朋友德里菲尔德夫妇溜走了，”叔叔补充道。

“他们怎么了？”我大声问道。

“溜走了。有天晚上他们打起行李跑到伦敦去了。他们在这儿欠了一大堆债。房租、家具都没付钱，他们还欠了肉店老板哈里斯将近三十镑。”

“真想不到，”我说。

“这已经够糟了，”婶婶说，“可是好像连给他们干了三个月活儿的女用人的工钱，他们也欠了没付。”

我一时目瞪口呆，似乎还感到有点儿恶心。

“我看以后，”叔叔说。“你就会明智地不再去跟我和婶婶认为你不该交往的人来往了。”

“谁都不能不为那些受了他们欺骗的买卖人感到难受，”婶婶说。

“他们也活该，”叔叔说。“谁叫他们给这种人赊账！我以为随便谁都可以看出他们只是两个骗子。”

“我一直纳闷他们干吗跑到这儿来？”

“他们就是想来炫耀一番。我猜他们还觉得既然这儿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那赊起账来就容易些。”

我觉得叔叔的说法不大合乎情理，不过这个消息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不想和他争辩。

等我一找到机会，我就跑去问玛丽—安她对这件事知道些什么。出乎我的意料，她的看法和叔叔、婶婶的截然不同。她格格地笑了。

“他们把所有的人都哄过了，”她说。“他们平常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大家都以为他们钱很多。肉店掌柜总把羔羊的颈部肋条卖给他们；要买牛排，也非得把牛腰下部的卖给他们才行；还有芦笋、葡萄以及我也搞不清楚的各种其他东西。镇上的每家铺子都有他们积欠下的账款。我真不明白那些人怎么会这么傻。”

不过她主要在讲的显然是那些店铺老板，而不是德里菲尔德夫妇。

“可是他们怎么能人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呢？”我问道。

“噢，这正是大家想知道的。据说是乔治勋爵帮的忙。你想，要是他不用自己那辆轻便马车帮他们搬运，他们怎么能把箱子搬到车站去呢？”

“他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他也什么都不知道。那天发现德里菲尔德夫妇趁着黑夜逃跑以后，镇上难得这么闹哄哄的。我却觉得很好笑。乔治勋爵说他根本不晓得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了。他装得和别的人一样吃惊。可是我压根儿不相信他的话。我们都知道罗西结婚前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就我们俩之间说说，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关系在她结婚后就断了。据说去年夏天，有人看见他们俩一起在田里散步，而且他几乎天天在他们家出出进进。”

“怎么发现他们逃跑的呢？”

“噢，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用了一个姑娘给他们干活儿，他们对那姑娘说她可以回家去和她妈妈住上一宿，不过要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前回来。第二天早上她回来的时候进不了屋。她又是敲门又是按铃，就是没有人答应。她只好跑到隔壁，问那家的太太她该怎么办。那位太太说她最好去警察局报告。后来警察局的巡官和她一起回来了。他也又是敲门又是按铃，但是没有人答应。于是巡官问那姑娘他们付了她工钱没有，那姑娘说有三个月没有付了。巡官说你得相信我的话，他们趁着黑夜逃跑了，一定就是这样。她和巡官最后总算进去了，发现他们带走了所有的衣服和书籍，听说特德·德里菲尔德有一大批书，反正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

“后来就没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吗？”

“噢，那倒也不是，他们走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后，那个姑娘收到一封从伦敦寄来的信，拆开一看，里面并没有信或任何东西，只有一张用来付她工资的邮政汇票。要我说，他们不肯让一个可怜的姑娘拿不到自己挣的工钱，这一手做得很漂亮。”

比起玛丽—安来，我对这件事要震惊得多。我是一个很体面的年轻人。读者一定注意到，我完全接受我那个阶级的习俗风尚，仿佛那都是大自然的规律。虽然我觉得负有大笔债务在书本里显得很浪漫，讨债的、放债的也是我想象中很熟悉的人物，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赖掉店铺老板的账不付实在很卑鄙恶劣。每逢别人当着我的面谈到德里菲尔德夫妇的时候，我总局促不安地听着。要是有人提起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就要说：“哪儿的话，我只认识他们而已。”要是有人问我：“他们是不是非常粗俗？”我就要说：“唔，不管怎么说，他们倒的确不是维利·德·维利之类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