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3/7页）

十二年前，也就是战前，布莱加维纳的人就是我们的人。国境线形同虚设，你可以开车、飞行、步行，走森林、走水路、走平原，想怎么过境都行。以前你过边境时，给官员的是三明治或腌甜椒。没人问你叫什么─不过，事实终于证明，每个人显然都为自己的族姓家名焦虑过。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任务在于重建。我们大学希望和地方政府合作，帮几家孤儿院步入正轨，并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跨境回归本城。从长远的外交意义上说，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在外行人眼里，佐拉和我去那里无外乎是给孤儿们做些卫生工作，看看他们有没有得肺炎或肺结核、长没长虱子，战争中和战后数年的饥荒中很多人得了腮腺炎、麻疹、风疹或相关疾病，所以还要给孩子们打疫苗；事实上，他们成为孤儿恰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双亲和家人。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联络人是安通神父，是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总是热情周到地给我们的传呼机留言，向我们确保此行平安无碍，并保证他的父母正期盼着好好招待我们，不用担心给他们添麻烦。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欢快，根本听不出来前三年里吃了多少苦头─他要筹措资金建起海岸边第一所官方孤儿院，与此同时，还在一座仅供二十名修士食宿的修道院里养活了六十个孤儿。

我和佐拉是二十多年形影不离的死党，在生活让我们分道扬镳之前，我们共赴这次慈善之旅。我们总是披着白大褂，甚至下班后也穿着，既让人信任，又惹人不安。我们带着四只装满MMR-II和IPV小瓶疫苗的冷藏箱，因而没人可以阻挡我们；还带了许多盒糖果，因为我们相信一旦开始接种，孩子们就会哭叫不止，那就是糖果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有一张老地图，哪怕隔了这么多年已经完全不准确了，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车里。不管开车去哪里，我们都用这张涂满记号的地图：用大叉画掉的部分是去某次医学会议时要绕行的地区；简笔画的小人标志着我们曾经很喜欢的山顶度假村，他怀抱的滑雪板画得相当粗糙，而那地方已经不再属于我们国家。

我在那张地图上找不到兹德拉夫克夫，外公去世的地方，也找不到布莱加维纳，但事前就知道地图上没有标，所以我们已经标上去了。那是新边境线以东四十公里的海边小村。我们在紧贴海边、满是红屋顶的小村子里穿行，驶过教堂和牧马场、因缀满紫色风铃草而亮丽的陡峭旷野，在阳光下闪耀的瀑布悬在山路上方的峭壁下。我们时不时地开进林区，参天松林里夹杂着橄榄树和柏树，森林沿着缓坡向下蔓延，海面在树的缝隙间频现，有如刀光一闪。有些路段是铺过的，有些只剩断残的辙道，砾石路面经年未修。

车轮在路肩和车辙里颠上颠下，我能听到冷藏箱里的小玻璃管震得叮当作响。离布莱加维纳还有三十公里时，我们看到救济站和餐馆逐渐多起来，近海小岛上的旅游景点也慢慢恢复营业。我们开始看到水果摊和特色食品店，出售农家自制的胡椒饼干、葡萄叶拉奇加[1]、本地蜂蜜、酸樱桃和无花果蜜饯。我的传呼机上显示出三通外婆来电，其实佐拉带着手机，但我不可能在车里当着佐拉的面给外婆回电。又到了一个有投币电话亭的休息站，我们停车小憩，路边有个烧烤摊，搭着蓝色遮篷，旁边的田地里还有一间简易厕所。

休息站的另一头停着一辆卡车，一群士兵正在烧烤摊前排成长队。他们都穿着迷彩服，用帽子扇着风，看我下车朝电话亭走去，他们朝我挥帽示意。当地的吉卜赛小孩正在派发布拉奇岛新开张的夜总会的宣传单，这时都挤到电话亭外面，隔着玻璃门冲我笑。后来，他们又跑到车子边，问佐拉讨香烟。

我站在电话亭里就能看到那辆灰蒙蒙的军用卡车，油布篷顶折叠着；“波罗烤牛肉店”里有个大块头男人用一把大刀当锅铲，翻动着烤炉上的汉堡肉饼、牛肩肉和香肠，大概那就是老板波罗吧。电话亭后头有一条小路通向田野，田里的木桩上拴着一头褐色的牛，表情很滑稽，我突然想到，波罗日复一日地用那把大刀喂牛、屠牛、翻烤牛肉汉堡，再去切面包，不知怎的，我竟有点替烧烤佐料区前的那个士兵感到遗憾，他正往三明治上铺厚厚一层洋葱丁。

开车的时候我没留意头在痛，但现在，电话铃声响了六下，外婆接起电话，我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开始，她没有摘下助听器，尖锐的啸音先声夺人，直冲我的天灵盖。她把助听器的音量调小时，我听得到机器发出的哔哔声。还能听到母亲在不远处和某位前来悼唁的朋友说话，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决。

外婆却是歇斯底里的。“他的东西不见了。”

我让她冷静一下，请求她解释给我听。

“他的东西呀！”她说，“你外公的东西都─你妈去了停尸间，他们存着他的西装、外套和鞋子，但他的那些东西，纳塔利娅─都不见了，都不在他身边。”

“什么东西？”

“噢，上帝啊─‘什么东西’！”我听到她拍了一巴掌，“你没听我说话吗？我跟你说了，他的东西都不见了─那个诊所里的混蛋们偷了你外公的东西，偷走了他的帽子和雨伞，还有钱包。想想啊─你能相信吗？偷死人的东西。”

我相信，在我们医院里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时常发生在无人认领的死尸上，通常也不太有人去斥责肇事人。但我说：“有时候是会忙中出错的。那不可能是个正规的大医院，外婆，大概会晚一点送到。也许他们只是忘了寄过来。”

“他的手表，纳塔利娅。”

“求求你，外婆。”我想到他外套口袋里的《丛林之书》，当然想问一问那本书还在吗，但我心里明白，外婆还没有哭，我害怕提起任何让她哭起来的事。在那个时刻，我准是想到了不死人；但这个念头太突兀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他的手表！”

“你有没有那个诊所的电话号码？”我说，“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一遍又一遍，”她说，“没人接。那儿没有人。他们拿走了他的东西。上帝，纳塔利娅，他的眼镜─也没了。”

他的眼镜，我立刻想起他擦眼镜的样子─几乎把整块镜片都放进嘴里，哈一口气，再用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小丝巾把它擦干净─这突然让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