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海岸（第4/7页）

“那是个什么地方呀，他到底死在了什么鬼地方呀？”外婆在说话。她的嗓子都哑了，都快喊破了。

“我不知道，外婆，”我说，“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他走了。”

“一切都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可你们非要撒谎，你们两个，总是偷偷摸摸地说什么。他说谎，你也说谎。”我听到妈妈想从外婆手里接过电话，可外婆说：“不行。”我看着佐拉下了车。她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再把车门锁好，冷藏箱都搁在乘客座的底板上。吉卜赛小孩们靠在车尾的保险杠上，把一支烟来来回回地递。“你肯定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外婆反问我什么样的字条，我说：“不管，随便什么样的留言。”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她说。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说他去找你。”

这回轮到我起疑了，我开始琢磨谁知道多少内情，又有多少事谁也不知道。多年来，我们家培养出了一套谎言模式，谈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时每个人都会习惯性地撒谎，以免别人担忧，甚或恐慌；比如我妈在维瑞莫夫湖区小屋的车库里摔断了腿，我们就对外公外婆说，房子被水淹了，所以要拖延归期；又比如，趁我和我妈无忧无虑地去威尼斯度假的时候，外婆在斯特拉克瓦克的一家诊所里做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外公非说他一时兴起，带着外婆去瑞士卢塞恩泡温泉了，那通电话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我和我妈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光知道说自己，居然也信了他。这一次，外公也指望这种家族习惯能帮他隐瞒病情。

“把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说。

“为什么？”外婆问，她依然很怀疑我。

“别问了，快告诉我。”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发票，我就把它摊在玻璃门上。我只有一支铅笔，都快写秃了；外公的影响可见一斑，他总是把铅笔用到指头夹不住为止。我把号码记下来了。

佐拉在朝我挥手，指了指波罗和他的牛肉，还有柜台前的那群人，可我摇摇头，近乎绝望地看着她跨过泥泞中的车辙印，踏上路肩，排在一个蓝眼睛士兵的后面，那男孩顶多十九岁。我看到他大大咧咧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佐拉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到。但之后从蓝眼睛男孩身边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在电话亭里都听得清楚，那孩子的脸都红到耳根了。佐拉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继续抱着胳膊站在那里，看着黑板上写的菜单，菜单下面画着一头戴着紫帽子的牛，很像拴在地里的那头牛。

“你们现在到哪儿了？”外婆说。

“天黑前我们就能到布莱加维纳。”我说，“我们打完针就直接回家。我保证，尽量在后天赶回家。”她听着，一言不发。“我会给兹德拉夫克夫打电话的，外婆。如果回家的时候顺路，我会过去一趟，把他的东西拿回来。”

“我还是不明白，”她到底还是开口了，“怎么会谁也不知道。”她是在等我承认我早就知道。“你没对我讲实话。”

“我什么也不知道，外婆。”

她想听到我说我早就看出他有症状但没去管，或是我和他谈论过病况，或是别的能安慰她的话，能让她不再害怕─因为他完全孤单地面对死亡的预兆，哪怕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就对我发誓。”她说，“对我郑重发誓，你真的不知情。”

我沉默了。她等着听到我的誓言，但没有等到，又说道：“那儿应该很热了。你们两个姑娘有没有喝很多水？”

“我们挺好的。”

沉默了片刻。“如果你们要吃肉，千万别吃夹生的。”

我告诉她我爱她，她挂上电话，什么都没说。我把无声的听筒抵在前额足有几分钟，再拨通了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你很容易分辨出那里偏僻闭塞，因为电话要过很久很久才接通，接通后的铃声也显得遥不可及、含糊不清。

我让电话铃响到线路自动中断，如此两次、三次，才不得不挂上电话，去和佐拉一起排队。她已经和波罗起了争执，只为要一个多加洋葱的汉堡肉饼，那被我们本城的人称之为“超强汉堡”。波罗跟她说，这是在布莱加维纳，如果她喜欢加料的，可以来一个双层汉堡，可他听都没听说过什么“超强汉堡”，那是什么玩意儿？烤肉摊旁堆满了装着生肉的冷冻箱，铸铁汤锅里浮着一层褐色的油腻物质。波罗站在柜台后面，没废话，不找零，也许是为了“超强汉堡”故意找我们的茬儿。佐拉一手抓着她的三明治，另一只手揪住我的手─我正想从她的外套口袋里掏出她的钱包。

“你听说过一个地方叫兹德拉夫克夫吗？”我倾身靠在柜台上，捏着红红蓝蓝的小纸条问他，“你知道兹德拉夫克夫在哪儿吗？”

他不知道。

七点半，夕阳沉入天边的蓝色云层，我们已能眺望到布莱加维纳，便下了高速路，上了海边公路。这个镇子比我想象中的小，车道两边挤满了商店和餐馆，咖啡店的户外桌椅、明信片售卖亭甚至摆到了车道当中，骑着单车的孩子们摊开巴掌拍打汽车屁股；木板人行道就挤在海岸和这些店家之间，紧挨着路边的棕榈树。时节还早，旅游旺季尚未开始，但是，我们慢慢地驶过便利店、邮局、修道院广场─我们可以在那儿为孤儿们搭建一个免费诊所，其间我一直能听到敞开的门窗里传出波兰语和意大利语。

安通神父早就告诉我们，他父母家在小镇最边远的位置，掩映在白色夹竹桃园里。那是一栋朴素的海滨小屋，百叶窗是蓝色的，屋顶的木瓦褪色了，坐落在山丘陡坡的最上端，从海边走过去大约五十码。门外有一棵高大的橄榄树，前面似乎挂着一只轮胎做的秋千。鸡舍显然在前几年坍塌过至少一次，再被随意地码起来，突兀地支棱在墙根，那道低矮的石墙围住了整片南向的地界。几只母鸡在门外走来走去，一只公鸡坐在底楼窗台外的花盆里。这地方看似搁置不用，但没有荒废。蓝漆耷拉在百叶窗上、门上，装满薰衣草的破篮子倚在屋侧一角，但处处都透着某种不可动摇的况味。安通神父的父亲是本地的渔夫，名叫巴尔巴·伊万。我们拾级而上，从路边走到山顶的时候，他急忙忙走过花园来迎接。他穿着棕色背带裤，脚着拖鞋，还套着一件亮红色马甲─那肯定是花了他太太不少钱从流动摊贩手里淘来的。一条白狗围着他转，黑脑袋四四方方的，那是一条指示犬，但它此刻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一脸兴奋，看来好像不比熊猫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