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轰炸（第2/7页）

佐拉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勇敢，把她的卫城防御事业推进到更广的领域，她会连续几夜和数千人守在科尔丘拉东海岸，站在元帅战马雕像的石头膝盖下，戴一顶宽檐帽，声援守护动物园的志士们。她可以描述第一国家银行遭到轰炸的场景：她亲眼看着一枚导弹击中河对岸的砖石老建筑，导弹带着蓝光俯冲下来─笔直地从天而降，击穿楼顶，轰得门窗玻璃、木片百叶窗、铜字招牌和先辈石膏像四射弹飞─震耳欲聋，但等硝烟散尽，人们突然意识到，哪怕遭此重创，大楼却没倒，依然矗立在原地，像掉了下巴的头骨，于是，人们欢呼、亲吻─并像日后的报纸指出的那样─开始制造下一轮婴儿潮。

战争期间，我曾经央求外公取消夜间巡诊，这个老规矩让他觉得事半功倍；现在，却轮到我在夜班之余去动物园守夜，这也违背了他的期许，为此，他甩出五花八门的恶毒字眼，远远超出我十四岁叛逆期时所使用的词汇量。动物园里的守夜人群和别处的有些不同，年纪更大些。七点左右人们陆续到达，刚好赶上爆米花车的最后一轮热卖，之后我们会在人行道上分聚成小组，每组选定一种动物，做好各自的标志就开始沿着城堡围墙巡逻。扮演狮子的女人头顶一块黄色的拖把布，假装那是狮毛。有个男人在脖子上绑上铁丝衣架，架子上套上白袜子就当作是耳朵，代表体型庞大的威尔士长耳兔“尼克迪默斯”。几个人聚成狼群，用厕纸卷绑在口鼻上代表狼嘴。还有个女人生平只去过动物园一次，便装扮成她见过的第一头、也是唯一一头长颈鹿：一身黄色，头顶短小的角。我没忍心告诉她，她忘记长颈鹿身上有斑点了。不用说，我选的肯定是老虎，但倾尽一切努力后，我只能从地下室的旧衣服箱里找到一顶戴维·克罗克特风格的猎人帽，用颜料涂成橙黑两色条纹，再让帽尾的假浣熊尾垂在我背后。扮演狐狸的男人穿了一身红西装，戴了领结和眼镜。动物园里从来没有过熊猫，但我们在城堡大门口有了六七只熊猫守卫，丝瓜筋做的短尾巴从他们的裤子里翘出来。河马人套着紫色毛衣，毛衣下面塞了一只枕头。

人们还用粉笔和喷漆在动物园墙上涂鸦，不出几周，他们来巡夜的时候就带上了海报和告示牌举在头顶，桥上桥下都看得到，除了标准的“操你”口号之外，他们也偏爱温和友善的标语。有天晚上，动物园门口出现了一个灰衣男子，头上裹着粉红毛巾，手中的告示牌上写着：我在这儿呢，我是一头大象。还有一个从下游的德拉安叶地区上来的人很出名，那儿的水塔被炸毁了，他一开始扮作一只鸭子，等到棉花厂也被炸了之后，他出现在人行道上时举着这么一块牌子：现在我没有干净内衣了。后来，报纸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他：他的红色手写标语，他紧握牌子的磨秃了的灰色手套。一两个星期后他再次出现，举起的标语是：完全没有内衣了。还有人举起牌子呼应：我也没了。

在诊所里，我们要包扎头部、手臂和腿部，帮伤患者找到容身之地，协助妇产科室，监督发放镇静药，我和佐拉还要趁着当班的空隙交换彼此的见闻。从圣耶莫医院三楼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你能看到卡车从轰炸现场开出来，油布铺在中庭石地，上面堆放着死者的残肢。那和我们在解剖室看到的肢体不一样，解剖用的遗体是洁净的，连着周围的身体组织，你能看出那部分肢体的用意所在。然而，那些尸块毫无意义，只是堆叠起来的红色团块，边缘焦黑，你只能模糊地去猜那曾经属于什么部分─是腿，是手，还是头？那是人们从沟渠里、树林里、建筑的废墟里捡出来的，都是被炸弹轰碎的，捡出来是为了辨认身份，但你甚至几乎无法区分那是什么，更遑论是身、是脸，还是哪个曾被爱过的人。

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外公站在门口，穿好了大扣子外套，戴好了帽子。我进门的时候他刚好在仔细地系腰带，再把《丛林之书》放回外套的内袋里。狗坐在门边的脚凳上，他用那种语气和狗说着话，狗已被拴上皮带，等着他呢。

我亲了他一下，问道：“你要去哪儿？”

“我们一直在等，”他说的是他和狗，“我们今晚要和你一起去。”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城堡，一路走着去。那是个明亮清澈的秋夜，我们出了家门沿着小街走到了革命大道，再拐弯下行走上了铁轨旁的鹅卵石人行道。下午有过一场雨，铁轨显得光滑油润；有轨电车驶过，安静而苍老，车上和街上一样空荡荡的。革命大道上，一阵轻柔的冷风吹向我们，扬起的落叶和报纸打在我们腿上、狗的脸上，它是张着嘴跑的，肥嘟嘟的小短腿迈着大步，小跑在我俩之间。我在小狗身上扣了一把橘黄色的小弓，为了向老虎表达敬意，还想把我那顶假浣熊尾巴帽给外公，他看了看我，说：“求你了。给我留点尊严吧。”

根据预测，那晚不会有空袭，所以动物园外的人行道上没什么人。狮子女在，靠着一根灯柱，我和她打了声招呼，她低头接着看报纸。还有个男人坐在动物园的围墙上，我见过他一两次，他在调整便携收音机的旋钮。我们在公车站旁的长椅上坐下，外公把狗抱起来，让它的小胖腿站在他腿上，差不多有二十分钟，我们只是望着十字路口混乱的交通，红绿灯坏了快一个月了都没人去修。后来，响彻全城的警报声停止了，紧接着跟上另一种警铃声，离我们更近，两分钟后我们便看到西南方向出现了第一阵爆炸声，那是河对岸的财政部所在地，那就是今晚的目标。看到小狗不动声色地坐在原位，我不禁很惊讶，这时，救护车亮着灯冲出圣帕弗洛医院的车库，开到了大街上。我一直在安慰外公不要太担心老虎，我跟他讲起美国人如何对待瘸腿的小猫小狗，有时候他们还会特制小轮椅，安在动物身上，小猫小狗的腰身一旦放进这种宠物轮椅里就能如常生活，在房子里面兜多少个圈子都没问题。

“它们会自我调整的。”我说。

外公沉默了很久。他把口袋里的零食掏出来喂狗，眨眼就被一扫而光，小狗嚼得咯咯响，还不停地闻外公的手，想要更多。

战争持续的这些年里，外公始终活在希望里。轰炸发生前的一年里，佐拉又是威胁又是哀求，总算说服他修书递交全国医师委员会，恳请重新缔结以前的医护交流事业，敦促新国境两边的医院再次联手合作。可是现在，国家走到了最后关头，他已经看清了事态，我也认了，停火只能带来和平的假象，绝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当你为切实的目标而战─为了解放，为了帮无辜者讨回公道─你会有希望看到事情的终结。但当你为国家解体而战─纠缠于你的姓氏、血脉的根源在哪里─你只会看到憎恨，互憎的进程漫长而缓慢，人们饮恨为生，乃至代代相传这无微不及的恨意。于是，争战无休无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却总是保有能量，谁期盼与之反抗，谁就会震惊于那股庞大的惯性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