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最终给小女儿取名叫妮基。这不是缩写，这是我和她父亲达成的妥协。真奇怪，是他想取一个日本名字，而我——或许是出于不愿想起过去的私心——反而坚持要英文名。他最终同意妮基这个名字，觉得还是有点东方的味道在里头。

妮基今年早些时候来看过我，四月的时候，那时天还很冷，细雨绵绵。也许她本打算多待几天，我不知道。但我住的乡下房子和房子里的安静让她不安，没多久，我就看出来她急着想回伦敦自己的生活中去。她不耐烦地听着我的古典唱片，随意地翻着一本本杂志。经常有她的电话，她大踏步走过地毯，瘦瘦的身材挤在紧紧的衣服里，小心地关上身后的门，不让我听到她的谈话。五天后她离开。

直到来的第二天她才提起景子。那是一个灰暗的、刮着风的早晨，我们把沙发挪近窗户，看雨水落在花园里。

“你指望过我去吗？”她问。“我是说葬礼。”

“不，没有。我知道你不会来。”

“我真的很难过，听到她的死讯。我差点就来了。”

“我从不指望你会来。”

“别人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她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想我那时觉得很丢脸。别人不会真的理解的，他们不可能理解我的感受。姐妹之间应该是很亲近的，不是吗？你可能不太喜欢她们，可你还是和她们很亲近。但是我和她根本不是这样。我甚至都不记得她长什么样了。”

“是啊，你很久没见到她了。”

“我只记得她是一个让我难受的人。这就是我对她的印象。可是我真的很难过，听到她的消息。”

也许不单单是这里的安静驱使我女儿回伦敦去。虽然我们从来不长谈景子的死，但它从来挥之不去，在我们交谈时，时刻萦绕在我们的心头。

和妮基不同，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事实。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导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

那天晚上，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漆黑一片，突然听到妮基在我身后问：“你在看什么呢，妈妈？”她坐在房间那头的长靠背椅上，膝盖上放着一本软皮书。

“我在想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

“在你……来英国之前认识的？”

“我在长崎时认识的，要是你指的是这个。”她还看着我，我就补充道，“很久以前了。在我认识你父亲之前很久。”

这下她好像满意了，嘟囔了句什么，继续看她的书。从很多方面来说，妮基是个孝顺的孩子。她不仅仅是来看看景子死后我的情况；她是出于一种使命感来的。这几年，她开始欣赏起我过去的某些方面。她来是准备告诉我：事实仍旧如此，我不应后悔从前做的那些决定。简而言之，是来安慰我说我不应为景子的死负责。

如今我并不想多谈景子，多说无益。我在这里提起她只是因为这是今年四月妮基来我这里时的情形，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在这么多年后又想起了佐知子。我和佐知子并不很熟。事实上我们的友谊就只有几个星期，那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那时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美国大兵还是和以前一样多——因为朝鲜半岛还在打仗——但是在长崎，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日子显得平静安详。空气中处处感觉到变化。

我和丈夫住在东边的城郊，离市中心有一小段电车的距离。旁边有一条河，我听说战前河边有一个小村庄。然而炸弹扔下来以后就只剩下烧焦的废墟。人们开始重建家园，不久，四栋混凝土大楼拔地而起，每栋有四十间左右的独立公寓。这四栋楼里，我们这一栋是最后建的，也宣告重建计划暂告一段落；公寓楼和小河之间是一片好几英亩废弃不用的空地，尽是污泥和臭水沟。很多人抱怨这会危害健康，确实，那里的污水很吓人。一年到头死水积满土坑，到了夏天还有让人受不了的蚊子。时不时看见有公务人员来丈量土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但是好几个月过去，没有任何动静。

这些公寓楼的住户都和我们相似——都是刚结婚的年轻夫妇，男人们在规模渐大的公司里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很多公寓都是公司所有，然后以优惠的价格租给员工们。每间公寓都是一样的：榻榻米的地板，西式的浴室和厨房。房子不大，天气暖和一点时又不凉快，不过大家普遍感到心满意足。可是我记得公寓楼里又确实有一种临时过渡的感觉，好像我们都在等着有一天我们会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

一座小木屋在战争的炮火和政府的推土机中幸存下来。我从窗户就能看见木屋独自伫立在那片空地的尽头，就在河岸边上。是乡下常见的那种木屋子，斜斜的瓦屋顶都快碰到地面了。我不干活时经常站在窗前盯着它看。

从佐知子搬到那里受到的关注看来，我不是唯一一个盯着木屋看的人。有一天大家看到两个男的在那里忙活，大家议论着他们是不是政府的人。后来就听说有个女的带着她的小女儿住进了那里，我自己也看见过她们几次，看见她们小心翼翼地走过臭水坑。

我是在快夏天时——那时我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第一次看见那辆破旧的白色美国大车的，车子正跌跌撞撞地穿过空地朝河边开去。那时天已经快黑了，小屋后的最后几缕阳光滑过金属的车身。

后来一天下午，我在电车站听到两个女人在谈论刚搬进河边那间破房子的那个女人。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那天早上她跟那个女人说话，却受到了明显的冷落。听话的人也觉得新来的人似乎不是很友善——大概是傲慢。她们觉得那个女人至少有三十岁了，因为那个孩子至少十岁了。第一个女人说陌生人是东京腔，肯定不是长崎人。她们说了一会儿她的那个“美国朋友”，然后第一个女人又回头说这个陌生人早上是如何冷落她的。

如今我并不怀疑那时和我住在同一区的女人里有的也受了很多苦，也充满了痛苦、可怕的回忆。但是看着她们每天围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忙得团团转，那时的我很难相信——她们的生活也曾经历了战争的不幸和噩梦。我从来不想显得不友好，可是大概我也从来没有刻意努力显得友好。因为那时我还是想独自一人、不被打扰。

那天我饶有兴趣地听着那两个女人谈论佐知子。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电车站的情景。六月的雨季终于过去，天开始放晴，湿透了的砖头和水泥都开始变干。我们站在一座铁路桥上，山脚下铁路的一侧是鳞次栉比的屋顶，好像一座座房子从山坡上滚下来。越过这些房子，再过去一些，就是我们的公寓楼，像四根水泥柱子立在那里。当时我隐隐地同情佐知子，有时我远远地看着她，感觉她不太合群，而我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的那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