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那不是我的发条橙（第2/3页）

在美国获得理解让人欣慰，在自己的国家却被误读则让人羞愧。美国批评家们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思考这部小说中蕴含的道德观是否合理。我自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这部书也更多的是天主教和犹太教的，而非新教的），自然而然地认为人性应当由其胜任圣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注的程度来定义，而假若没有道德的两极对立，就不存在道德选择。我感觉它会是一部危险的书，因为它将善，或者至少是无害，呈现为某种对我的主人公未来的成人生活而言是遥远和抽象的东西，而却把暴力描述为欢乐的酒神赞歌。不过暴力不能不加以表现，因为如果故事一开始我就把亚历克斯推上被告席，给他加上归纳为司法辞令的罪名，这样的话，即使是最随和的老处女读者也会理所当然地抱怨我偷工减料。小说就是要处理具体和个别的事物，哪怕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于是展现少年暴力这一罪过对我来说便不可或缺了。但是，我自己下笔时的那种兴奋让我感到恶心，奥登说得对，小说家必须与污秽同流合污。

我曾与乔治·德怀尔在其利兹主教辖区探讨小说家的道德责任问题。我被邀请参加《约克郡邮报》组织的文学午餐会，乔治在餐会上带领大家作了饭前祷告。乔治硕士论文做的是波德莱尔，他对《恶之花》了如指掌。文学，即便是这种走俏于文学午餐会的文学，都是这个堕落的世界的一面，它的使命便是澄清堕落的本质。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犯了罪或是不道德，如果给有思想的读者读，他也能由恐惧得到陶冶，让自己远离自身的罪恶之根。而对于没有思想的读者，它什么作用也不会发生。迷失了本性的文学固然会诱发恶行，但那不是文学的错。《圣经》也曾让纽约的一个杀手受到启发，用孩童祭祀他的邪主；杀人犯黑格，他杀掉女人，然后喝她们的血，就是因为沉迷于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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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秋天，利亚娜注和我应华纳兄弟公司的要求来到伦敦，下榻克莱里奇饭店，准备参加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发条橙》的一个内部预映。

我对库布里克的作品很熟悉，而且很钦慕。《光荣之路》当时在法国还没有公映，它是对战争的残酷性的一个简洁的隐喻，在这部电影里，法国人比德国人表现得更加凶残。《奇爱博士》便是对我们都期待的核毁灭的一种尖刻讽刺。库布里克通过这种点缀着蘑菇云的独幕剧把握到一种真实的受虐心理：惧怕某种东西，同时又暗中期待它。不过，我感觉他高估了彼得·赛勒斯的演技，让他在这部力作中同时扮演三种大相径庭的角色，以致模糊了强迫性技术崇拜的讽刺性。《洛丽塔》不会成为佳作，不仅因为詹姆斯·梅森和赛勒斯的角色分配有问题，而且因为库布里克并没有找到与纳博科夫文学的奢放风格相匹配的电影手法。我知道，纳博科夫被退过稿；况且，我自己的《发条橙》的全部手稿也被退过。于是我担心那曾经害了电影《洛丽塔》的删减至只剩情节骨架的手法会把电影《发条橙》拍成一部可有可无的色情片。这两部书的作者的意图都在于突出语言，而非性和暴力；然而，电影不是词语构成的。看了《2001太空漫游》，我期待一种对视觉未来主义的专业尝试。小说《发条橙》的背景设置在一个年代不详的未来，或许已经成为过去了；库布里克有机会创造一个幻想的未来，通过布景增加逼真度，它可以对当下生活产生影响。

当克莱里奇饭店的接待人员认可了利亚娜是我的妻子，而不是一个讲意大利语的保姆，他们给我们一间阿拉伯石油酋长的套房，把我吓坏了：我担心我必须为这部电影卖苦力；电影公司可不允许不劳而获。利亚娜、德博拉·罗杰斯注和我来到一间“索霍”放映室，后面坐着库布里克，听完沃尔特·卡洛斯电子乐版的亨利·珀塞尔为玛丽女王作的哀乐，电影便开幕了。十分钟后，德博拉说她受不了想出去；十一分钟后，利亚娜也这样说。我把她们都拉回座位；面对这些高度渲染的攻击镜头，她们再愤怒也不好对库布里克失礼。我们把电影看完，但结局并不是我1962年在伦敦出版的那本书的结局：库布里克参考的是美国的删节本，电影以一个逼真呈现的幻想作为结局，这个结局出自美国版的最后一章，也就是另一版的倒数第二章。亚历克斯，这个恶棍男主角，本来被调节得厌恶暴力，如今条件反射失效，他正在跟一个赤身女子扭斗，围观的人穿着赛马服，都在小心翼翼地鼓掌。亚历克斯沾沾自喜的画外音：“我真的痊愈了。”为自由意志的辩护成了犯罪冲动的洋洋自得。这本书的英国版写了亚历克斯长大，并且抛弃了暴力，将它称作孩子气的玩偶；库布里克承认他没见过这个版本：这个美国人，尽管他住在英国，只参考了美国人被允许看到的唯一的版本。我诅咒诺顿公司的埃里克·斯温森。

这部电影现在公映了，保守派认为它拍得如此才华横溢，这使它更加危险。电影的才华不可否认，有些亮点是导演对小说中文字游戏的回应。镜头在表演，时而放慢，时而加快；当亚历克斯从窗户跳下，为了展现他自杀未遂的一幕，一部摄像机也被从窗户扔出来——一千镑的机器一下子就报废了。针对它的可怕的主题——个人的暴力比国家的暴力更可取——议会中颇有质疑，电影被强烈要求禁映。当志得意满的艺术家库布里克在他位于布汉伍德的府宅里剪指甲的时候，事情都落到我头上：向媒体解释这部电影，还有那部几乎被遗忘的书，究竟讲了些什么，作些“自由意志”的说教，确认其中的天主教元素。天主教媒体有些不快。我对《标准晚报》说，这本书的构思源于几个美国流氓对我妻子的攻击，这件事被卖报人写在海报上：发条橙流氓攻击了我的妻子。莫里斯·埃德尔曼议员，一位老朋友，在同一份报纸上抨击这部影片，我只得打电话回应他。我搞不清自己在为谁辩护——那本被称为“淫秽惊悚的小书”的小说，还是那部库布里克一直缄口不谈的电影。我认识到（这不是第一次了）即使是一本惊悚小说，它能造成的影响跟电影相比也是微乎其微。库布里克的成就彻底将我的掩盖，而我却要为所谓的给青少年造成恶毒影响负责。

的确有种影响无法以恶毒一概而论，那就是《发条橙》中的音乐内容，它不仅是一种情绪的刺激，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角色。如果能说服热衷流行乐的青少年去谛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即使是穆格电子乐版——那么鉴于这种艺术的提升，某些人的中伤之辞应该有所收敛吧。但是这部电影，也许这本书也是，似乎否认了这种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中的伟大音乐与高尚品德的联系。当时依然到处有音乐理论学者宣称贝多芬让人看到神的显现。亚历克斯在第九交响曲的谐谑曲中看到的东西却截然相反：基督的圣像在游行队伍中，画中的基督在行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致礼。音乐还是那样的音乐，但伦敦到处可见的《发条橙》唱片的封面上只能看到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