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刚毅（第3/5页）

“可是帕苏克！每逢这个男人躺在火旁边哭的时候，她总是忙着烧饭。早晨她总是帮我套上雪橇，晚上解开雪橇。她很爱惜那些狗。她总是走在前面，提起套着雪鞋的脚，踩在雪上，让路可以平整一点。帕苏克——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觉得她做这些事是应该的，我一点儿也没有把这些情形放在心上。因为我脑子里正在想着别的许多事情，再说，当时我还年轻，我还不了解女人。后来事情过去，我回头一想，才明白了。”

“那个男人后来简直变得毫无用处了。那些狗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可是每逢他掉在后面，他总是要偷偷乘上雪橇。帕苏克说她愿意驾一乘雪橇，这样，那个家伙就没有事可做了。早晨，我很公道地分给他一份粮食，让他一个人先走。然后由帕苏克跟我一同拆帐篷，把东西装上雪橇，把狗套上。等到中午，太阳逗着我们玩的时候，我们就会赶上那个男人，只看见他的眼泪在脸上冻成了冰，接着，我们就赶过了他。晚上，我们搭好帐篷，把他那份粮食放在一边，替他把皮毯子摊开。同时，我们还要升起一大蓬火，让他可以瞧见。于是，过了几个钟头以后，他就会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一面哼一面哭地吃着饭，然后睡觉。这个男人，并没有生病。他不过是走乏了，累了，饿软了。不过我跟帕苏克也是走乏了，累了，饿软了；我们什么事都做，他却一点儿事也不做。可是，他有我们的老大哥贝特斯讲过的那一身肥肉。而且我们总是很公道地分给他一份粮食。”

有一天，我们在寂静的雪野上碰到两个鬼魂一样的过路人。一个大人和一个少年，都是白种人。巴尔杰湖上的冰已经解冻了，他们的主要行李都掉到了湖里。他们每人肩膀上背着一条毯子。晚上，他们升起一蓬火，在那儿一直蹲到早晨。他们只有一点儿面粉。他们把它调在水里当糊喝。那个男人拿出八杯面粉给我瞧——他们所有的全在这儿了，可是佩利也在闹饥荒，而且离他们有两百英里路。同时，他们还说，后面有一个印第安人，他们分给他的粮食很公道，可是他跟不上他们。我可不相信他们分得公道，否则那个印第安人一定跟得上。但是我不能分给他们食物。他们打算偷走我的一条狗——最肥的一条，其实也很瘦——

我用手枪对他们的脸晃了一下，叫他们滚蛋。于是他们只好走开，像喝醉酒似的，穿过寂静的雪野走向佩利。

“这时候，我只剩下三条狗和一乘雪橇，狗也只剩了皮包骨头。柴少火不旺，房间里自然冷冰冰。我们的情形正是这样。吃得少，冻得也更厉害，我们的脸冻得发黑，连我们的亲娘也不会认出我们是谁了。还有，我们的脚也很疼。早晨动身的时候，我一套上雪鞋就疼得要命，我尽量忍着不出声。帕苏克从来不哼一声，她总是在前面开路。那个男人呢，他只会号叫。”

“三十英里河的水很急，流水正在从下面把冰化开，那儿有许多空洞和裂口，还有大片露在外面的水。有一天，我们照往常那样赶上了杰夫，他正在那儿歇脚，因为他每天早晨总是提前动身。不过我们之间隔着一片水。他是从旁边的一圈冰上绕过去的，那些冰很窄，雪橇通不过。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座冰桥。帕苏克身体很轻，先走，她手里横拿着一根长杆子，打算万一压碎了冰掉下去，用它救急。但是她很轻，雪鞋又大，总算走过去了。接着，她就招呼那些狗。可是它们既没有竿子，也没有雪鞋，都掉在冰底下给水冲走了。我在后面紧紧抓住雪橇，直到冰破了，狗掉到了冰底下。它们身上的肉很少，可是照我原来的打算，它们还够我们吃一个星期，现在，连这个指望也完了。”

第二天早晨，我把剩下来的一点儿粮食分成三份。我对朗·杰夫说，他可以跟着我们，也可以不跟着，一切都随他自便，因为我们要轻装快走。但是他大声哭了起来，抱怨他的脚疼和他的困难，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骂我们不讲义气。可是，帕苏克的脚跟我的脚也很疼——

唉，比他的还疼得厉害，因为我们还得给狗开路，同时，我们也很困难。朗·杰夫赌咒发誓地说他快要死了，再不能走路了。于是帕苏克就拿了一条皮毯子，我拿了一个锅和一把斧头，准备动身。可是她瞧了瞧留给那个男人的一份粮食，就说：‘把粮食糟蹋在没用的人身上可不对。他还是死了的好。’我摇了摇头，说不可以这样——

一旦成了伙伴，一辈子都是伙伴。可是她提起了在四十英里驿的人，她说那儿有许多人，都是好人，他们都指望我到春天能给他们送粮食去。我仍然说不成，不料她立刻取下了我皮带上的手枪，开了一枪，而朗·杰夫也就像我们的老大哥贝特斯说的一样，没到年纪已经回了老家。为了这件事，我骂了帕苏克一顿，可是她并不难过，她也不懊悔。同时，我心里也知道她做得对。

塞特卡·查理停了一会儿，又拣了几块冰扔到炉子上的淘金锅里。大伙一声不响，只听见悲切的狗吠声好像在诉说外面的冰雪之苦，使他们觉得背上有一股寒意。

于是，我们就一天一天地走过了那两个鬼魂睡过的地方——

而我们，帕苏克和我，也知道在走到海边之前，能够像他们那样过夜，就觉得很快活了。后来，我们遇到了那个印第安人，他也是像鬼一样，他的脸朝着佩利方向。他说，那个男人和少年对他很不公道，他已经三天没有吃到面粉了。每天晚上，他只能把鹿皮鞋撕下几块，放在杯子里煮熟了当饭吃，可是他的鹿皮剩得也不多了。他是海边的印第安人，这些话都是帕苏克翻译给我听的，因为她会说那儿的话。他在育空河一带还很陌生，他不认识路，可是他正在向佩利的方向走。有多远呢？两夜路吗？十夜吗？一百夜吗？——他都不知道，不过他要走到佩利。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继续向前走。

“他并没有向我们讨东西吃，因为他看得出，我们也很困难。帕苏克瞧了瞧那个人，又瞧了瞧我，就像一只母鹧鸪看到她的小鹧鸪在受难的时候那样心神不定。于是我就对她说：‘这个人受了委屈。我们把自己的粮食分给他一份，好不好？’我看出她眼睛一亮，好像一下子快活起来了；不过，她瞧了那个人很久，又瞧了瞧我，用力地咬紧嘴唇，后来就说：‘不成。海还远得很，随时都有死的危险。最好还是让这个陌生人去死，让我的男人渡过危险。’因此，那个印第安人就穿过寂静的雪野向佩利走去。那天晚上，她流了眼泪。我从没见她流过眼泪。不是火里的烟熏得她流泪的，因为木头是干的。因此，我觉得她的难过有点儿奇怪，我想，她的心可能是因为走黑路，受尽痛苦，已经变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