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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闭上了眼睛。要我向惊慌失措屈服的诱惑力越来越强大了，因为车厢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是我明白，现在我让步一厘米，那么临到我真正陷入险境的时候，这一厘米就会变为一米。我对我自己说，没有什么人在找我，现政权对我不会比对沙漠里的一铲沙土有更大的兴趣，而且，在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显著的可疑之处。这当然是事实。我跟周围的人，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长着白皙皮肤、金黄头发、碧绿眼睛的雅利安人是德国的神奇传说。你不妨看一看希特勒、戈培尔、赫斯和其他那些头儿们[23]—所有这些人，都是他们自己那套欺人之谈活生生的反证。

“到了慕尼黑，我第一次离开车站的候车室，强迫自己出去散步一小时。我不熟悉这个城市，因此我敢肯定不会有人认识我。我到方济各酒馆去吃饭。那个地方挤满了客人。我找了张空桌子，一个人坐下来倾听着。没过几分钟，有个满头大汗的矮胖子在我的桌子边坐下了。他要了啤酒和炖牛肉，打开了报纸。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看一看德国的报纸。这会儿我才买来两份。我已经好多年不看德文书报了，现在听着周围的人个个都在讲德语，仍然仿佛感到有点儿不习惯。

“社论是令人讨厌的，里面尽是残杀成性、狂妄自大的谎言。外头整个世界全被描绘为堕落、奸诈和愚蠢，除了让德国吞并以外，别的用处似乎一点也没有。这些报纸都不是什么地方性的小报，它们曾经都享有过很高的声誉。

“我仔细观察跟我同桌的那个人。他吃着菜，喝着酒，看着报纸，津津有味。我环顾四周。很多客人都在看报，从任何人脸上，我都探测不出一丁点儿嫌恶的迹象。这已经成为他们每天的精神食粮。在他们看来，仿佛就像他们喝的啤酒一样正常。

“我继续看着报，后来在简明新闻栏里发现了一条关于奥斯纳布吕克的消息。洛特街上有幢房子着火了。我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条街。它从黑格尔门的城墙外面开始，一直往城外伸展出去。我突然感到非常孤独，我在国外时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孤独感。

“我的心情在震惊和宿命论的冷漠之间起伏波动，但是很快我就习惯了。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很安全。我越是逼近奥斯纳布吕克，危险就越是会增加。这一点我知道。那边会有从前认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人。

“为了避免在旅馆里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买了一只便宜的手提箱，还有一些短途旅行中必备的常用物品。于是，我又搭上了火车。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打算怎么样跟我的妻子见上面，我每过几分钟就改变一下我的计划。我只好听天由命，我甚至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屈服于她的家庭——都是些忠诚拥护纳粹政权的人——而跟别人结了婚。看了这些报纸，我实在没法肯定，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是不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相信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东西，特别是在毫无可能进行比较的情况之下。外国的报纸，在德国是要受到严格的审查的。

“到了德国境内的明斯特[24]，我找到了一家很普通的旅馆。我没有办法一直这样子下去，夜里不睡觉，白天就往这儿那儿随便打个盹。我非得冒个险住在一家旅馆里不可，去旅馆借宿是要向警察局报告的。你知道明斯特这个地方吗？”

“稍微知道一点，”我说，“那儿是不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很多教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5]就在那儿签订的？”

施瓦茨点点头。“1648年在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就在三十年战争[26]结束以后。有谁知道这一次战争要打多久？”

“要是照这个样子下去的话，是不会太长久的。德国人只花了四个星期就把法国给征服了。”

侍者走过来，说这个地方就要打烊了，别的客人都已经走光了。“有没有什么地方这会儿仍然开着的？”施瓦茨问。

里斯本不太有什么夜生活，那侍者告诉我们。可是当施瓦茨给了他一些小费的时候，他却又说他知道一个地方，非常秘密，是一家俄国人开的夜总会。“时髦极了。”

“他们会让我们进去吗？”我问。

“当然会让你们进去的，先生。我的意思只是说，上那边去的女士可都时髦极了。什么国籍都有。也有德国人。”

“那地方一直开到什么时候？”

“只要有客人，它就开着。夜里的这个时候，客人总是不少。眼下，多的是德国人。”

“什么样的德国人？”

“就是德国人嘛。”

“有钱的？”

“当然，”那侍者笑了起来，“那个地方可不便宜咧。可就是招待得挺好。你们只说是曼努埃尔指点你们来的。这样，你们就用不着告诉他们别的了。”

“难道你照例非得告诉他们一点什么事不成吗？”

“不。那儿看门的会拿给你一张会员卡，让你填上一个化名。也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

“听上去倒挺不错。”

施瓦茨付了账。我们慢慢地走下那带着梯级的街道。一幢幢灰白色的房子，好像相互伏在肩膀上沉沉睡着了。从这些房子的窗口里，你可以听到里头那些用不着为护照而烦恼的人们的呻吟声、打鼾声和呼吸声。我们的脚步发出的声音也比白天响多了。“那灯光，”施瓦茨说，“灯光也会叫你吃惊吗？”

“会的。我们仍然习惯于灯火管制的欧洲。我总是这样想，有人忘了把灯火熄灭，敌机随时都会来空袭。”

施瓦茨立定下来。“光，原是上帝作为一件礼物赐给我们的，”他激动地说，“因为在我们心里，也有一点属于上帝的东西。可现在，我们把光掩蔽起来，就因为我们把心里那点属于上帝的东西扼杀了。”

“根据我记得的那个故事，”我说，“众神并没有把火送给人类。是普罗米修斯把它偷来的。为了报复，众神让他得了个肝硬化的慢性病。”

施瓦茨看了我一眼。“我已经很久很久不说笑话了。人们一说笑话，就会把事物的体量给缩小的。”

“也许是这样，”我说，“可是，如果它能够透进一线希望的光来，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你说得对。我忘了你是想离开这儿的了。一个想离开这儿的人，哪里会有时间去考虑事物的体量呢？”

“你不是也想离开吗？”

施瓦茨摇了摇头。“已经不想啦。我是要回去了。”

“去哪儿？”我惊奇地问。我不能相信，他的意思是想第二次回到德国去。

“回去，”他说，“我待会儿会向你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