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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夜总会就是典型的1917年革命以来白俄们在欧洲各地开设的夜总会那样。侍者往往全是从前的贵族，合唱队全是由从前的近卫军官组成的，这类场所都收取很高的费用，而且都有一种忧郁的气氛。

除此以外，它们全都灯光暗淡，这一点我倒是估计到了。正如那个侍者说的一样，里边有德国人，这些德国人肯定都不是流亡者。他们大概是密探，是德国使馆的人员，或者是德国公司的雇工。

“这些俄国人，”施瓦茨说，“在安家立业方面比我们更有成就。一点不错，他们先走了十五年。十五年的流亡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一个终身的经历。”

“他们是第一批流亡者，”我答道，“人们还在为他们惋惜呢。他们弄到了工作许可和其他证件，南森护照[27]。等我们到来的时候，世界上储存的怜悯早就已经用光了。我们成了叫人厌恶的东西，成了白蚁，几乎谁也不为我们说一句好话。我们没有权利工作，没有权利生存，而且我们也没有证件。”

我们一踏进这个地方，我心里就有点紧张不安。这大概是对这间关得很严、帘幔挂得很厚实的屋子的反应，也是由于我知道这里有德国人，而且我坐的位子离门口又太远，不容易逃跑。我老早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不论到哪儿，总是挑一个靠近出口处的地方就座。还有一个使我紧张不安的原因是，我从这儿看不见那条船。说不定传来一个什么消息，当天夜里它就提前出航了。

施瓦茨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出那两张船票放在我的面前。“把这个拿去，我不是奴隶监工。把这个拿去，要是你愿意，你就走吧。”

我倒不好意思起来。“你误解我啦，”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天下所有的时间。”

施瓦茨没有搭理。他等着。我把那两张船票拿过来，放进了口袋。

“我安排好乘这样一班火车，”他接着说道，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要在薄暮时分到达奥斯纳布吕克。我好像觉得这会儿才越过边境。在这以前，人啊，东西啊，即使是在我的故土，对我来说也都陌生得很。可是这会儿，每一棵树都开始说话了。火车经过的村子我都熟悉，不是我在上小学时去过那儿远足，便是我在认识海伦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跟她一块儿去玩过。我当年很喜爱这个乡村，正像我喜爱那座有着房屋和花园的城市一样。

“在这以前，我的恐惧都是抽象的，都是一个样。过去发生的事情使我麻痹了，把我变成了石头。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把它分析一下，把它仔细地考虑一番。事实上，我也害怕这样做。可是这会儿，蓦然地，一些细小的东西都开始说话了，和恐惧毫无关系而又构成恐惧的一部分的那些东西。

“乡村并没有改变。它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子。在残阳的照耀下，尖塔仍然发出淡莹莹的绿锈般的光泽，河流仍然倒映着天空。这都使我记起从前我出去钓鱼，梦想在他乡异地冒险的那些日子——不错，那样的事情我确实经历过很多，可是和我想象中的情况却不完全一个样。蝴蝶和蜻蜓蹁跹飞舞的牧草地并没有改变，栽着树木、开着野花的丘陵也是旧貌依然。它们跟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完全相同，在它们中间留下了我的青春——那些日子可以说已经被埋葬了，如果我要用那样的眼光来看待它，或者说准备重新发现那段时光，或是我要争取更加乐观一点的话。

“没有什么能玷污这番景色。从火车上，我没有看见多少人，而且也没有看见穿制服的，仅仅看见那乡村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站长家小小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它们全跟以往一个样，‘麻风病’并没有侵蚀到它们。它们攀缘在木制的棚架上，和法国的那些花朵一样。牧草地上站着许多奶牛，也跟瑞士的牧草地一样，棕的、黑的和白的——没有什么万字——同样有着苍老而坚韧的眼睛。我看见一只白鹳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翻飞，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这种样子。只有人改变了，这一点我知道，可是那天晚上我却看不出来，而且也理解不了。再说，它们也并不像我可笑地设想的那样，一概都不同了。车厢里一会儿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在一天中的那个时刻，穿制服的人是很少的，所有的人几乎全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谈话跟我在法国和瑞士经常听到的差不多——关于什么天气啊，收成啊，当天发生的大事啊，还有担心战争的爆发啊。对于战争，他们也是害怕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德国国外，每个人都知道是德国要发动战争，而在这里，我却听说是别的国家要把战争强加在德国头上。几乎人人都拥护和平，每逢战争爆发之前，人们总是这样的。

“火车停站了。我跟着人群，一起挤出大门。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它以来，车站内部没有什么改变。跟我记忆中的相比，它仿佛只是显得小了一些，尘灰多了一些。

“我一踏进车站广场，刚才在寻思的那些事情统统都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夜幕正在降临，空气湿乎乎的，好像才下过一场雨。我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在颤动。我知道，从这以后，我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同时，我又觉得什么意外也不会落到我头上。好比我站在一口玻璃钟的底下，这口钟可以保护我，但是也可能随时裂得粉碎。

“我回到售票处的窗口，买了一张回明斯特的车票。我不能住在奥斯纳布吕克。这太危险了。‘最后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我问售票员，那个人坐在窗洞里面，沐浴在黄橙橙的灯光里，光秃秃的脑瓜闪闪发亮，活像一尊小镇上的弥勒佛，十分安全，不受外界一切变动的干扰。

“‘一班是九点二十分，还有一班是十一点十二分。’

“我走到一台自动售票机那里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要有张车票放在手头，万一在开车之前我就得迅速脱身，也好有个方便。一般说来，站台原也不是一个好的隐蔽场所，可是往往有几个站台可以供你挑选——在奥斯纳布吕克就有三个——你不妨跳上一班就要开出的火车，向列车员解释说，是你搞错了，补张票，到下一站下车。

“我决定跟从前一个朋友通个电话，这个人我知道他并不拥护纳粹政权。他在电话里的声音语调，可以让我知道他能不能帮助我。我不敢直接同我妻子通话，因为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我站在那个小小的玻璃公用电话间里，面前放着一本电话号码簿。我翻过一页页肮脏揉皱的书角时，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心跳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能够听到，我甚至认为连别人也听得到，于是便伛下身子，免得让人家认出来。我心不在焉地翻到了自己原来那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找到了我妻子的名字，仍然是那个电话号码，可是地址却已经改变了。里斯穆勒广场现在叫希特勒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