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候诊室里空荡荡的。窗边一个架子上，放着几株叶子又长又韧的植物。桌子上搁着几本杂志，封面上印的图像里有纳粹党的要人、兵士以及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马顿斯站在门口。他直瞪瞪瞅着我，然后摘下了眼镜，眨巴着眼睛。候诊室的光线很暗淡。他起初认不出是我，大概因为我留了小胡子。
“‘是我，鲁道夫，’我说，‘是约瑟夫。’
“他向我打了个手势，叫我说话轻声些。‘你打哪儿来的？’他悄悄地说。
“我耸了耸肩膀。那有什么关系吗？‘我来啦，’我说，‘你一定得帮助我。’
“他朝我望着。他那双近视眼，在暗淡的光线里，看上去仿佛是养在碗里的一条鱼的眼睛。‘你到这儿来是得到许可的吗？’
“‘只得到我自己的许可。’
“‘你怎么穿过边境来的？’
“‘那没有关系。我来是要看看海伦。’
“他目瞪口呆地瞧着我。‘你来原来为的是这个吗？’
“‘是啊。’我说。
“我突然觉得镇静下来了。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本来一直在发抖。这会儿，我的烦恼激动统统都消失了。眼下的问题是，要让我那位给弄得焦躁不安的朋友镇静下来。
“‘就是来看看海伦？’他问。
“‘是啊，来看看海伦。可你一定得帮助我。’
“‘天哪！’他说。
“‘难道她已经死了吗？’我问。
“‘不，她没有死。’
“‘她在城里吗？’
“‘在。至少她一星期前还在城里。’
“‘我们能在这儿谈话吗？’我问。
“马顿斯点点头。‘我把我的接待员打发走了。如果有什么病人上门来，我也可以把他们给打发走。我不能请你到我家里去。我已经结婚了。两年前，你总懂的……’
“我懂。在这个千年帝国[31]，亲戚家属都是不能信任的。告密，被德国的救世主们看作是民族的美德。这方面，我自己就有切身的体会。密告我的，是我妻子的弟弟。
“‘我的妻子不是党员，’马顿斯急忙说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他慌慌张张地瞅着我——‘讨论过像眼下这样的事情。她有些什么想法，我没有确切的把握。请到里面来吧。’
“他推开了诊察室的门，随手就把它锁上了。‘让它开着吧，’我说，‘一间锁上了门的屋子，比我们万一被人看见更会引起怀疑。’
“他把钥匙从锁孔里往回转了一下，望着我。‘约瑟夫，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偷偷过来的吗？’
“‘是的。可你用不着把我隐藏起来。我住在城外一家旅馆里。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只有通过你，才能让海伦知道我已经来到了这儿。五年来，我没有接到过她一封信。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甚至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再婚了。如果她已经……’
“‘你来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啊，’我惊讶地答道，‘不是为了这个，我干吗要回来？’
“‘我们一定得把你隐藏起来，’他说，‘你不妨在这张长沙发椅上宿一夜。七点以前，我会把你唤醒。七点，那个女佣人就要进来打扫。八点过后，你可以回来。不到十一点，不会有病人上门的。’
“‘她有没有再婚？’我问。
“‘海伦吗？’他摇了摇头。‘我甚至认为她还没有跟你离婚呢。’
“‘她眼下住在哪儿？还是从前那套公寓吗？’
“‘我想是的。’
“‘有人跟她住在一起吗？’
“‘是的。’
“‘和谁？是和她母亲、妹妹、弟弟，或者别的什么亲属吗？’
“‘那我没把握。’
“‘你一定得打听清楚，’我说，‘而且你一定得告诉她，我已经来到了这儿。’
“‘你干吗不自己去告诉她呢？’马顿斯问。‘电话就在那边。’
“‘万一她不是一个人在家呢？如果她弟弟在那里，那怎么办？他已经密告过我一次了。’
“‘这倒是事实。她大概也跟我一样会目瞪口呆。那样就有可能让她把秘密泄露出来。’
“‘我甚至还不知道她对我是什么感觉，鲁道夫。已经有五年了，可我们的婚姻生活却只有四年。五年比四年长——而分离比在一块儿生活更起作用。’
“他点了点头。‘我不懂。’他说。
“‘这一点我能明白。我对自己也还搞不懂呢。我们过的生活不一样。’
“‘你干吗不写信给她？’
“‘所有这一切，我现在没有办法解释，鲁道夫。快去找找海伦。跟她谈一谈。看看她有些什么想法。如果情况还不坏，你就告诉她我在这儿，并且问问她我们怎么样见面。’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我惊跳了起来，‘还要等什么啊？’
“他望了望四周。‘那你去哪儿呢？这儿不安全。我妻子很可能就会叫女佣人下楼来找我。我一般总是下班以后就到楼上去的。这个，她已经习惯了。我可以把你锁在屋子里，可是那样会引起人家的怀疑。’
“‘我也不愿意让自己给锁在屋子里。’我说。‘你不能告诉你妻子，说你非得出去看望一个病人不可吗？’
“‘等我回来之后，我会这样告诉她。这样做，简单些。’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一道闪光，有那么片刻工夫，他的左眼仿佛在微微地眨巴着。这情景使我回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我可以等在大教堂里。眼下这时势，教堂几乎跟在中世纪时代一样安全。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
“‘一小时以后。就说你名叫奥托·施图尔姆。我怎么能找到你？你就不能索性到一个有电话的地方去吗？’
“‘有电话的地方是危险的。’
“‘不错，也许是这样。’他迟迟疑疑地站在那里一会儿。‘是的，也许你的话是对的。要是我还没回来，你再打个电话，或者留个口信说你在哪儿。’
“‘好。’
“我拿起我的帽子。‘约瑟夫。’他说。
“我转过身去。
“‘外边情况怎么样？’他问。‘没有……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我答道。‘是的，差不多是那样。什么都没有。可是，也不完全是那样。可是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什么都有，除了那一样最关紧要的东西，不是吗？’
“‘没有那么好，’他说，‘没有那么好，约瑟夫。不过表面上倒是金光灿灿的。’
“我顺着一条最最冷落的街道往大教堂走去。路并不远。在克拉恩街上，有一队齐步行进的兵士打我旁边走过去。他们唱着一支我不熟悉的歌。在教堂广场上，兵士更多了。稍微再远一点，小教堂的三个十字架旁边，一大群人聚集在那儿——有二三百人，大部分都穿着纳粹党的制服。我听到一个嗓音，想找出来是谁在那里讲话，但什么也没找到。终于，我的眼光偶然落到撑起在讲台上的一个黑色扬声器上。它立在一盏电灯下面，光秃秃，孤零零，一个自动装置，叫嚷着德国夺回每一寸土地的权利，更强大的德国，复仇。世界的和平，它咆哮道，只有通过一种途径才能得到保障：全世界必须按照德国的要求行事。那才是正义的，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