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女人们劈开双腿，于是我开始哼唱。男人们变得暴躁，但也知道这都是为了他们。他们放松下来。站在一旁，无能为力地看着，真是一种煎熬。可我一言不发。反正我天生就很安静。小时候人们说我懂礼貌，年轻时他们觉得我稳重。后来又认为我成熟有智慧。如今，沉默被视作怪异，我的种族大抵也忘记了言简意赅的美。如今，舌头动个不停，思想却无处可寻。不过我曾经可以正常地与人交谈，必要时我说句话就足以终结腹中的生命，叫停手里的刀剑。可那已是从前，七十年代，女人们开始劈腿跨坐在椅子上，开始在电视里跳露裆舞，杂志开始拍女人的屁股和大腿，仿佛这就是她们的全部，从那时起，我就彻底沉默了。在女人不愿当众张开双腿的年代，还有秘密可言——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而现在呢？荡然无存。无耻成为如今的常态，我只有哼唱。嘴里哼着曲调，脑中的歌词和着音乐共舞。人们来吃盘小龙虾，或者来消磨时间，从不会发现、也不会在意他们一直自说自话。我只是个背景——就像电影中情人初次相见，或是丈夫在海滩独自徘徊、猜想是否有人看见他做的亏心事时，随之响起的背景音乐。我哼的歌鼓舞人们，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比如让穆德莉·皮尔斯（美国作家詹姆斯·M.凯恩写于1941 年的小说《穆德莉· 皮尔斯》中的女主角。该作品于1945 年被改编为电影。）决定替她女儿坐牢。我想我的音乐尽管轻柔，也可以发挥那样的作用。就像当海面上荡漾着《蓝色心情》的旋律，你游泳的状态也会改变一样。它并不会让你潜入水中，但却会让你一直游下去，或者让你误以为自己既聪明又幸运。那么为什么不游远一点，再远一点？深海又如何？那是水面以下的事，与小号和琴键激发出的热血沸腾毫无关系，不是吗？当然，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我的哼唱大多是低沉而私密的，适合一个对这世界感到难堪的老女人，是她对这个世纪的反抗。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被知晓，却无一能被理解。也许事实一直都是如此，但直到三十多年前我才因为这个发现而感到震撼——妓女始终在引领潮流，她们因为坦诚而受到尊重。又或许不是因为坦诚而是因为成功。不过，电视里这些劈开双腿跨坐在椅子上，或者半裸身子跳舞的九十年代女性，同我们这儿大多数值得尊敬的女性也没有多大差别。这里是海边的乡村，潮湿，敬畏上帝，女人们不顾一切地追逐热裤、丁字裤和相机镜头。但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穿的内裤是否得体，野性的女人从来就无法隐藏她们的天真——就像可怜的小猫那样，眼巴巴地盼着白马王子的到来。尤其是随身带着刀片、满嘴脏话的粗烈女人，还有手袋里塞满大麻、开跑车的张扬女人。就连身上挂着勋章般的伤疤、丝袜卷到脚踝的女人，也无法隐藏内心那个蜜糖般的小孩，那可爱的小丫头蜷缩在某个地方，在肋骨之间，心房下面。自然，她们背后都有悲伤的故事：太多关注，太少关注，最不幸的关注。故事里有恐怖的爸爸，虚伪的男人，或是伤害她们的刻薄的妈妈和朋友。每个故事里总有一个恶魔，把她们变得粗烈而不是勇敢。因此她们劈开双腿，而关上了心门，把那蜷卧的小孩紧紧藏在心灵深处。

有时伤口太深，再悲惨的故事都不足以解释。于是只好说，是外来的邪恶在作怪，让经年累月、根深蒂固的疯狂毁了女人们，令她们彼此憎恨并且祸延子孙。我们上滩曾经流传着“警头怪”的故事。这些肮脏的家伙顶着大帽子，从海里窜出来伤害不检点的女人，吞吃不听话的小孩。我妈妈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知道它们，那会儿人们还常做白日梦。它们消失了一段时间，到了四十年代，海边发生了几桩“看，我早就提醒过你”的事情，它们戴着崭新的、更大的帽子重又出现。比如那个和邻居的丈夫在海滩上鬼混的女人，第二天就在罐头厂里中风了，手里还拿着尖刀。那时她不过二十九岁。另有一个女人——她住在丝克，和上滩的人本没有关系——有天傍晚跑到她公公的海滩上，在沙里藏了一个手电筒和一张地契，结果当夜就被红海龟挖了出来。倒霉的儿媳为了不让偷来的文件被海风卷走，或者落入三K党之手，把自己的手腕都弄伤了。当然，这些有罪的女人做出丑事时，没人亲眼看到警头怪，不过我知道它们就在旁边，也知道它们长什么样子，因为一九四二年，几个固执的小孩游过安全线溺死在海中的时候，我见过它们。孩子们刚被海浪吞没，一个尖叫的母亲和几个吓呆的野餐的人头上便乌云密布，眨眼间云变幻成戴着宽沿帽、张开大口的轮廓。有人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不过我发誓我听到的是欢呼。从那时起直到五十年代，它们或在海浪里游荡，或在海滩上徘徊，随时准备在日落时分出击（你知道，那时正是淫欲高涨、海龟筑窝、粗心的父母昏昏欲睡的时刻）。大多数魔鬼在晚饭时分都会饥饿，和我们一样。不过警头怪也喜欢半夜出没，尤其当酒店里住满的游客沉醉在舞曲或是海边的气息中，抑或被星空下的海水所诱惑的时候。那个年代，柯西度假酒店是东海岸最棒也最出名的黑人度假胜地。每个人都会来：里尔·格林、法萨·海因斯、邦·沃克、吉米·兰斯福德、欢乐雨滴（这些都是当时很流行的爵士或布鲁斯乐手、乐队。），还有迫不及待地从密歇根和纽约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苏克湾到处是中尉和刚做了母亲的女人，还有年轻的老师、地主、医生、生意人。到处都有小孩骑在爸爸的小腿上，或者把叔叔埋在沙子里，只露出脑袋来。男男女女打起槌球，或者组成棒球队，朝着海浪击出本垒打。奶奶们照看着白色把手的红保温瓶和食物提篮，里面满满装着蟹肉沙拉、火腿、鸡肉、圆面包，还有一条条柠檬蛋糕，我的天。突然之间，到了一九五八年，警头怪又像民防团一般嚣张地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黑管乐手和他的新娘在早餐之前淹死了。他们浮水用的轮胎被冲到岸上，带着一团缠着鳞片的胡须。是不是蜜月里的新娘行为不端，人们猜测着，悄悄议论着，没有人清楚真相。她当然有很多机会。柯西度假酒店每平方英尺上英俊的单身汉都比亚特兰大的任何地方要多，甚至比芝加哥还多。他们来这里不仅是为了音乐，更是为了和漂亮女人在海边跳舞。

那对淹死的夫妻被分开——送到不同的殡仪馆——之后，你大概觉得再也无需警告心怀鬼胎的女人和顽劣的小孩了，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死路一条：无论白天黑夜，警头怪会突然窜出水面，闪电一般迅速，惩罚任性的女人，吞吃淘气的小孩。直到度假酒店倒闭的时候，它们才悄悄溜走，就像小偷离开领取救济食品的队伍。现在仍在后湾设陷阱捕蟹的几个人或许还记得它们，但这里已经没有了大乐队，没有来度蜜月的人，游船、野餐、游泳的人，全都没有了。苏克湾变成了垃圾场，上滩也被淹没，再没有人需要或者愿意记起什么大帽子、缠着鳞片的胡须。四十年已经过去，柯西家族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可我几乎每天仍在为她们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