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二章（第4/5页）

乌特金在审讯记录上的签名是“囚禁狱中的自由画家”。他已四十来岁，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是有正义感，容易冲动，在委员会中说话不知检点，对各位委员老爷态度生硬、粗暴。因此他被关在潮湿的地窖中，受尽折磨，那儿的墙壁是经常滴水的。

伊巴耶夫判刑比别人重，只是因为他戴着肩章。如果他不是军官，他绝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这个人偶然参加了酒宴，看来也像别人一样喝了酒，唱了歌，但应该不比别人唱得多，也不比别人唱得响。

轮到我们了。奥兰斯基擦了擦眼镜，清了清嗓门，诚惶诚恐地开始宣读圣旨。它是这么表达的：皇上审阅了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注意到罪犯们的年轻无知，下旨免除对我们的法庭审理，向我们宣告：我们唱了叛逆的诗歌，凌辱了皇上，按法应予处死，即使从轻发落，也应终生流放从事苦役。但皇上宽宏大量，慈悲为怀，决定对大部分罪犯不加追究，允其在原地居住，由警察看管。对罪情较重者则采取感化办法，无限期送往边远省份担任文职工作，由当地长官管教。

这所谓罪情较重者一共六人：奥加辽夫，萨京，拉赫京18，奥博连斯基，索罗金19和我。指定我去彼尔姆。在这些判罪者中，拉赫京其实并未被捕。他接到通知来听宣判，以为是要给他一个教训，让他看到别人受罚而痛改前非。据说，戈利岑公爵的亲属中有一个人，因为恨他的妻子，才照顾他沾了这个光。他身体虚弱，过了三年便死在流放中了。

奥兰斯基宣读完毕，舒宾斯基上校讲话了。他字斟句酌，用罗蒙诺索夫的章法向我们宣告，多亏委员会主席，那位心地慈祥的贵人替我们说情，皇上的仁慈才降临到我们身上。

舒宾斯基认为我们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对公爵感恩戴德，谁知我们毫无反应。

几个免除处分的人点了点头，然而仍偷偷望了望我们。

我们站着，抄起了手，对仁慈的皇上和公爵毫无感激的表示。

于是舒宾斯基想出了另一个花招，对奥加辽夫说道：

“您去奔萨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令尊瘫痪了，躺在奔萨，公爵奏请皇上，把您派在这个城市，使您可以留在令尊身边，让他多少减轻一点因您流放所受到的打击。难道您不应该感谢公爵吗？”

没有办法，奥加辽夫只得微微鞠躬。这就是他们所希望的。

这使那位头脑简单的老人心花怒放，不知为什么，他接着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前两步，抱定神圣的宗旨，不论他和舒宾斯基怎么花言巧语，我决不道谢。何况我流放的地点比谁都远，又是一个最糟糕的城市。

“您是去彼尔姆。”公爵说。

我没睬他。公爵有些尴尬，但总得说点什么，于是又道：

“我在那里有个庄园。”

“您有话托我转告您的管家吗？”我笑了笑，问他道。

“我不会托您这样的人办任何事情的，您是烧炭党20人呐。”公爵俏皮地加上一句。

“那您要我干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

“好像是您叫我出来的吧？”

“现在您可以走了。”舒宾斯基插口道。

“对不起，”我反对道，“趁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得提醒您，上校先生，上次在委员会里，您对我说，我与酒宴的案子无关，现在判决书却把我定为这案子的罪犯之一。这大概搞错了。”

“您想推翻圣上的决定吗？”舒宾斯基着重说。“当心，别从彼尔姆给调到另一个更坏的地方。我要吩咐把您的话记录在案。”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判决书上说：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因此我反对的是各位的报告，不是皇上的旨意。我请公爵作证，委员会从未向我查询过酒宴和诗歌的事。”

“仿佛您不知道，”舒宾斯基说，气得脸色都白了，“您的罪比那些参加酒宴的人大十倍。瞧他，”他指指一个被宽恕的人，“他喝醉酒，唱了不堪入耳的歌，可后来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求宽恕。您呢，离一切悔改的表现还远得很。”

上校所指的那位先生不吭一声，耷拉着脑袋，脸涨得通红……这教训很好。干坏事应该得到报应。

“对不起，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罪，罪大不大，”我继续说，“如果我是杀人凶手，我不希望把我当作小偷办罪。哪怕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责，我也不希望把我干某事说成是‘因为喝醉了酒’，像您刚才讲的那样。”

“如果我的儿子，我的亲生儿子，这么顽固不化，我也会奏请皇上，把他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警察总监插进来，讲了一通废话，前言不对后语。可惜小戈利岑不在，要不，倒是与他展开辩论的绝好机会。

这一切当然没有什么结果。

拉赫京走到戈利岑公爵面前，要求迟一些动身。

“我的妻子怀孕了。”他说。

“这与我无关。”戈利岑回答。

野兽和疯狗咬人时，尚且要装出一本正经的脸色，夹起尾巴，可是这位装疯卖傻的御前大臣，贵族，而且拥有老好人的名声……却恬不知耻，开了这么一个卑鄙的玩笑。

……我们又在大厅中逗留了一刻钟，不顾宪兵和警察们苦口婆心的规劝，在久别之前，彼此紧紧拥抱着，互道珍重。除了奥博连斯基，在我从维亚特卡回来以前，我没有与任何人见过面。

我们准备动身了。

监狱仍然是过去的生活的继续，但是随着向边远省份的转移，它被切断了。

那青春焕发的年代，那充满友谊的峥嵘岁月，都结束了。

流放势必要继续多年。我们何日才能相逢，在何处相逢，又能不能再相逢呢？……

从前的生活叫人怀恋，可是不得不一下子把它抛开……不能互相道别。与奥加辽夫见面已毫无指望。出发前几天，两位朋友好不容易见到了我，但这对我是不够的。

我多么想再见一眼那安慰过我的少女，像在墓园中一样与她握手聚谈……我要以她的名义与过去告别，迎接未来……

1835年4月9日，我们终于会见了几分钟，这已是动身的前夕。

我的记忆中一直珍藏着这神圣的一天，我一生中几个最幸福的瞬间之一。

……为什么这一天和我过去一切幸福的日子，每当我回想起来，便不觉潸然泪下？……我想起了坟墓，暗红的玫瑰花圈，两个拉着我的手的孩子，火炬，一群流亡者，月亮，山麓下温暖的海洋，我所不理解的、使我心如刀割的那些话……

一切都过去了！21

1 索科洛夫斯基是俄国诗人，但这首歌并不是索科洛夫斯基写的；当时一位被捕者供认，他是从亚·伊·波列扎耶夫那里听到这首歌的，因此它的作者可能就是波列扎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