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1838—1839） 第二十一章（第4/6页）
维特贝格家庭负担很重，生活困难，但他没有片刻犹豫，建议等他的妻子到了维亚特卡，过一两天就让P搬到他家居住。P在他那里可以安然无事，这个流放者的道德力量就是这样，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那崇高的精神面貌，那无所畏惧的语言，那蔑视一切的笑，连维亚特卡的舍米亚卡5本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我住在同一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与维特贝格同桌吃饭。就这样，我们住到了一个屋顶下，可这正是在应该远隔重洋的时候。
在这么接近的生活中，她明白，往事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她偏偏遇到我这个意志薄弱的人？她应该得到幸福，也可以得到幸福，凄惨的经历过去之后，新的和谐的爱情生活对于她是可能的！不幸的、可怜的P！爱情的云朵不可抗拒地奔向了我，它来得这么炽烈，这么迷人，这么可爱，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我的过错吗？
……我彷徨无主，预感到了不幸，埋怨自己，在惊慌不安中打发日子；我又开始喝酒，想从中排遣愁绪，寻求解脱，总觉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知如何才好；我在污浊沉闷的炎热中等待清新的气流——纳塔利娅从莫斯科发出的信。在这种无所适从的情绪中，“孤儿”的亲切形象愈来愈明朗地升起了。我对P的爱只是一阵冲动，它让我看清了我真正的内心，揭开了它的秘密。
堂妹不在我身边，她对我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大，然而联系着我与她的感情是什么，我没有加以追究。我对它已经习惯，没有留意它已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的信变得愈来愈焦躁不安了；一方面，我深深感到，我不仅对P犯了罪，而且我的沉默使我犯了新的罪——撒谎。我觉得我堕落了，不配得到另一个人的爱……然而爱情还是在增长。
堂妹的名字开始给我带来苦恼，现在友谊已不能令我满足，这种平稳的感情显得太冷静了。她信上的每一行都流露了她的爱，但对于我这已经太少，我需要的不仅是爱，而且是明确的表白，我这么写道：“我要向你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是否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仅仅是友谊？是否相信我对你的感情也仅仅是友谊？我不相信。”
“你似乎在为什么事烦恼，”她回答道，“我知道，你比我更为你的信担忧。放心吧，我的朋友，它丝毫不能改变什么，我对你的爱已经不可能增加一分，也不可能减少一分了。”
但是话终于说出口了；她写道：“雾消失了，天空又晴朗和明亮了。”
她兴奋而无所顾虑地忠于她所说的感情，她的信成了一首少年的爱情之歌，孩提的喁喁低语已上升为强有力的抒情诗。
她写道：“也许你现在坐在书房里，没有写字，没有读书，只是出神地抽雪茄，目光注视着不确定的远方，对进屋的人的问候也没回答。你的思想在哪里呢？你的目光要奔向哪里呢？你不必回答——让它们飞向我这儿吧。”
“……让我们像孩子一样，约定一个时间，在这时间我们两人必须都在户外，这时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之间除了遥远的距离，没有任何间隔。在晚上八时你大概没事吧？我前几天走到了台阶上，但马上回屋里了，心想你这时一定在屋里。”
“……看了你的信，看了画像6，想到我那些信，想到那手镯7，我真想一步跨过一百年，看到那时它们的命运怎样。那些我们视为神圣的事物，那些医治过我们的身心，作过我们的话题，并在离别时多少能互相代替我们的东西，那一切我们曾用来防止人们的侵凌，防止命运的打击，防止我们自己的亵渎的工具，在我们死后，它们的命运将怎样呢？它们还会保存它们的力量，它们的灵魂吗？它们会唤醒、会振奋谁的心灵吗？会讲出我们的故事，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爱吗？它们会获得哪怕一颗眼泪的酬谢吗？当我想到，你的画像最后会挂到不知谁的书房中，或者，一个孩子也许会玩弄它，打碎玻璃，磨损画面，我觉得多么伤心啊！”8
我的信不是这样9，在饱满的、热烈的爱情中间，流露出痛苦的声音，那种自怨自艾的忏悔的音调；P的无声的谴责啃噬着我的心，折磨着明朗的感情，我觉得我是个伪君子，可是我实在没有撒谎。
我怎么能在1月份向P供认，向她说，我在8月份向她表白爱情表白错了；她怎么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话——不如说另有新欢更合理，说变心更令人信服。一个人不在本地，她那遥远的形象怎么能与眼前的相抗衡，那另一股爱的热流在跋涉万水千山之后，怎么反而更鲜明、更强大——这一切我不理解，我只知道这都是真的。
还有，P以蜥蝎的难以捉摸的机灵，躲避严肃的解释，她觉察到了危险，一面寻找谜底，一面又回避事实。似乎她已预见到，我的话将揭开可怕的真相，这么一来，一切都完了，因此她总在危险迫近的时候打断了话头。
起先她在周围观察窥探，有几天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德国少女看作她的情敌。其实我只因那是个孩子才爱她，我与她在一起很轻松，她既不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也不必在她面前装模作样。过了一星期，P才看到，保利纳对她根本并无危险。但我必须先谈几句她的事，才能继续写下去。
在维亚特卡社会救济处的药局里，药剂师是德国人，这没什么奇怪，奇怪的是他的助手是俄国人，名叫包尔曼。我早已认识这个人，他娶了维亚特卡一位官员的女儿，她的辫子又长又粗，是我见到过的所有辫子中最美的一条。当时药剂师费迪南德·鲁尔科维乌斯本人不在，我常与包尔曼一起喝各种“汽水”，以及经过药剂员艺术加工的“健胃药酒”。药剂师到莱伐尔去了，在那里见到了一个年轻姑娘，向她求婚，姑娘刚认识他，便冒冒失失嫁给了他；凡是姑娘，尤其是德国姑娘，往往这样；她甚至从未想过，他要她去的是怎样一个荒凉所在。但是结婚后准备行装时，她害怕和绝望了。为了安慰新娘，药剂师邀请新娘的远亲，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与他们一起前往维亚特卡，这个姑娘更加冒失，根本没弄清楚“维亚特卡”是个什么地方，便答应了。两个德国女子不会讲一句俄语，在维亚特卡也找不到第四个会讲德语的人。甚至中学的德语教师也不懂德语，这事曾使我大惑不解，我决定向他请教，他是怎样上课的。他回答道：“照文法教，照会话课本教。”同时向我说明，他本来是数学教员，但暂时没有空缺，他才教德语，何况他只领半薪。10德国女子寂寞得要死，看到一个人尽管德语讲得不好，至少可以交谈，便高兴极了，拼命请我喝咖啡，还有一种什么“加尔特沙尔”11，对我无话不谈，把她们的秘密、志愿、理想，统统告诉我，过了两天已把我当作好朋友，更加殷勤，请我吃肉桂甜糕饼了。两人都相当有知识，就是说能背诵席勒的诗，能弹钢琴，唱德国浪漫歌曲。然而她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药剂师太太是头发淡黄、皮肤苍白的女子，身材高大，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懒洋洋的，整天像没睡醒似的；她非常善良，事实上，有了这种体质也很难是凶恶的。一旦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她的丈夫，她便死心塌地爱他，烧饭做菜，洗衣服，空闲的时候看看小说，并且及时给当家的生下了一位淡黄头发的小千金。